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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瓦房店新世纪高中学费是：8800元一学年 。

学费及政策学费：普通类每生8800元/年，艺术类每生11000元/年；住宿费：800元/年
。学校实施帮困政策 ，给予学费减免，甚至全免。

资料扩展：

1 、瓦房店新世纪高中简介

大连新世纪高级中学
，是于1998年经大连市教育局批准成立的一所民办高中，位于大连瓦房店市 ，由大连瓦房店师范学校创办
，是全国首家由师范学校创办的民办高中 。

学校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要求，具有独立的办学设施 ，拥有基础完善的教育教学基础设施和设备
，有教学楼
、学生公寓、学生餐厅等基础设施，有语音室 、理化生实验室、微机室
、多媒体教室等教学专用教室。实行独立的教学组织和管理
。

学校享有独立法人资格 ，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独立招生和独立颁发高中毕业证书 。面向全国招生
，实施助学减免政策
。拥有一支以中青年教师为主的教师精英团队，实行全封闭寄宿制军事化管理 ，现已发展成为一所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品牌高中。现有教职工120人
，教学班28个，学生1800余人 。

2、办学特色

大连新世纪高中课堂教学运用“先学后导·当堂训练 ”的教学模式 ，强化过程教学，强化学生训练；在教学方法上采取分层次教学方法
，因材施教，按课分类 ，辅导分人
，作业分等，测试分题 ，同时采取“低起点
，小步走，勤回头
”的策略
。

加强变式教学 ，力求做到一题多变
，一题多解，一题多问 ，多题一解
，进而达到解一题，知一类 ，善于举一反三；加强学生成长规律研究和高考研究。

如何把握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定位分析

冯增俊 华南师范大学

由于中国基础教育由政府统一管理，政府制定的教育政策决定了基础教育的发展
，教育政策成了基础教育得失成效的关键 。

一 、中国基础教育与政策定位

所谓教育政策定位，就是制定基础教育政策的出发点
、目的考虑或关于轻重缓急的基本设计
。在这里 ，教育政策是一种广义上的界定
，并非特指那个法规。中国基础教育的政策定位分析，有三个最基本要素：一是教育 ，即首先必须是教育的政策；二是作为基础的教育
，即这种政策必须是为中小学服务的，与高等教育的政策有根本的区别；三是中国的基础教育 ，即这种政策还必须关注和考虑中国现有的具体实际 。所以在制定政策时
，离开教育不行，不重视作为基础的教育也不行 ，而离开中国实际的基础教育更不行
。这三个因素构成了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独特的政策场境
，理不清这种场境，就很难对政策的定位作出明智而准确的判断。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中的许多问题 ，都与政策定位不清有很大的关系 。

之所以政策定位不清，会致使中国基础教育受到很大困扰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基础教育的政策权限所决定的。基础教育由政府统包，政府全部把握了基础教育发展与毁败的大权 ，而在更大的意义上
。政策代表和体现了政府对教育的管理功能。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教育有了重大发展，这首先是教育政策上的变革 ，是教育政策的功劳；同时
，中国教育中仍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也是教育政策上的失误所致
。因此，中国基础教育的得与失可谓为一种政策的功与过、得与失。中国教育上的公平与平等 ，也是由政策决定的
，也属政策性平等和政策性不平等 。政策对中国基础教育来说是一种关键性的要素
。

中国基础教育正在稳步向普及义务教育迈进，但是政策定位仍不明确 ，中国是后发展型国家
，教育仍很落后。这种落后是全面的，基础教育要抓 ，职业教育要抓，高等教育也要发展
，处于全面出击之势，在这种情况下 ，基础教育发展的政策应如何定位？中国实现的九年普及义务教育
，是否只是要把学生装进课堂中去就行了？而普及之后，基础教育的选拔型模式必然要向大众型转变 ，那么政策定位的座标应当有何种取向？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在即
，这将对基础教育带来什么影响，其政策又将如何调整 ，应作何种定位？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正面临新世纪的严峻挑战 。中国基础教育怎样才能把自己的眼界放到10年 、20年以及30年之后
，这些都应当是政策定位必须考虑的问题
。

二
、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定位失点分析

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坚持把普及义务教育作为重中之重，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也存在着重大失误 ，以下仅分析四点 。

（一）颠倒的基础——是基础还是专业

基础
，是指最基本的、最初的以及最重要的部分
。基础教育的突出特征是基础，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基础”理解有误 ，实际上在现实中是颠倒的。一是基础已不再具有原韧性，而已经赋予了很强的专业性特征 。一年级学生解一道题需演译出许多种怪诞的解法
，不说初学者，就是成人也会立时被悟住。这已不是基础 ，而是地道的专业
。语文连一个字第几划是撇是捺
，都设计得极为专业，且还给出非常专业化的名称 ，几近文字专业语言学
，既干涩又难懂，很难想象是为6岁儿童而设。想起领导美国60年代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的大教育学家布鲁纳为五年级学生编写的《人类学》课程 ，是那样的生动有趣
，连成人都读不释手，真可谓天壤之别 。二是对重要性理解偏差
。重要是指发展和学习而言。但中国基础教育却把考试科目列为重要 ，对语文 、数学加大份量
，不断加深难度，强化了学科专业性 ，造成了以书本为中心的“窄而深 ”的课程设计，与美国中小学“浅而广”的课程设计恰好相反 。实际上
，例如数学，除了少数数学专业工作者外 ，当下50多岁的社会工作者几乎只有小学毕业的数学水平
，甚至某些小学数学题都可能答不上，可见对一般人来说是并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的
。根本没有必要对所有的中小学生都施予如此高深如此专业化的数学“基础
”教育。还必须说 ，这种七拐八弯的解题
，一部分在学生长大些后自然会懂，而大部分是没用的 ，之所以要这样编
，不是出于对八股的幽思，就是要显示编者专业上的出人头地 。三是偏离发展的基础
。中小学教育设计偏离学生发展实际 ，如教学大纲中要求小学生要粗通马列主义
，但大学里则给大学生们上讲文明礼貌的课。这是发展上的颠倒！小学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却用大多数时间来搞艰涩无聊的题解和文字游戏 ，称为订“基础” 。结果，到中学阶段该进行高水平思维性学习时却反过来背记外语单词
，这对于错过最好学习阶段的人来说，外语成了最难学习的东西 ，这种发展性的颠倒
，造成了巨大的教育问题和教育浪费
。这种基础教育政策定位应当反思。

（二）失衡的英才教育模式——重精英还是重普及

近来，大声疾呼要培养英才之声不断 ，对所谓素质教育
、就近入学、普及教育提出密告
，认为应突出教育的选拔性，主要发展重点中小学 。这深刻地反映了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在如何推行全民教育与英才教育 、普及义务教育与选拔人才上定位的摇摆。

世界是不平衡的 ，重点与非重点
、英才与庸才都是客观存在的
，关键是怎么产生这些重点和非重点学校、英才和庸才的
。美国现代化学者H.瓦尔马认为，现代化的社会的人的发展有五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人发展的合理性。如果在一个国家中哪些学校是好是坏
，是由政府来划分的，是政策性重点 ，用政策来规定哪些学校是重点 。政策造成了英才和蠢才，实行强制性分流
，那么这种人才的发展是不合理的，这种人才的分流很难真正选拔出栋梁之才
。因此 ，政策定位对人的发展是不合理的
，人才的分流很难真正选拔出栋梁之才。因此政策定位对人的发展非常重要 。

在人的发展上，基础教育政策定位涉及到学校模式转型问题 ，即普及义务教育之后是坚持选拔型还是转向普及型
，或者是坚持传统选拔还是倡导自由选拔
。传统选拔强调办学目的只是为了培养少数英才，重在英才 ，而且只要英才
，注重锦上添花，主张集中财力重点投资办几所示范学校；而自由选拔则重视全体学生的教育 ，重在学生的全面发展
，让不同人才在通过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中脱颖而出。可列出下面式子：

1.传统选拔=强迫性选拔－定向选拔－单一性选拔＝单一（或考试）精英

2.自由选拔=主动性选拔－市场选拔－机会（或发展）性选拔＝多样精英

以上可见，传统办学模式注重通过考试来进行淘汰性选拔 ，学校的全部工作都放在培养尖子上，忽视了大多数人的发展需求 。而新的选拔是在全体学生自由发展下的选拔
，前者是通过高考训练，获得的考试精英 ，即单一性精英
，而后者是非指定性选拔，是根据个人发展可能和多元智力发展需要的自由性选拔 ，由此产生的是各学科门类的高手
。因此
，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必须在重点与平准化 、精英与全体之间作出选择。

（三）僵化的一统——是公平还是差异

中国基础教育是在一个幅员广阔的疆土上进行的、尽管一直都在讲多样性，但实际上 ，中国基础教育政策都是一统的
，单一旦具控制性，不仅统一学制 ，统一大纲
，统一管理，还统一收费 。其主要原因恐怕是认为基础教育都是义务教育 ，儿童发展相同，学习方式相同
，经费也由国家包起来，因而政策也必然是统一的 ，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公平
。这显然也是一直都在强化规范的结果。这种僵化的一统带来了许多政策上的问题 。首先是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定位不清
，既不能使城市带动乡村。也无法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即无法遵循先由人的现代化到经济现代化 ，再到国家现代化的当代社会发展逻辑
，从而能通过教育来推动农村城市化，也无法把农村过剩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 ，支持城市现代化发展
。当下中国缺的是人才而不是人力
，由于现在农村人口素质过差，农民进城必然会带来各种城市问题。其次是发展上扶贫与赶超的政策定位 。城市基础教育重在超越 ，而农村基础教育重点是普及
，过去反复强调扶贫为重，尤其是“希望工程 ” ，但大多数教育扶贫只是把学生送出农村和山区，并没能改变山区面貌
。基础教育在农村与城市的差别还在于
，农村四年级儿童开始料理农务，小学毕业就生产 ，城市儿蛮高中毕业尚且不能谋生。能否打破农村小学生只准在课堂中背书
，不能学习农业知识的禁区？这急待政策定位上的转变 。再次，政策性不公平现象突出
。一是高考本是以公平为存在理由 ，但由于大城市集中较多高校
，划片招生使大城市400多分就可上大学，而农村则要500多甚至600多分 ，这就在基础教育中造成严重的政策性不公平。二是国家统一收费 。也使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特别是富裕人群与贫困人群造成了更大的差别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问题将日益严重
。这种政策上的一统，也是造成全国基础教育无特色的重要原因。过去扶贫失败 ，就是因为没有推行教育扶贫
，而现在许多地方推行教育扶贫也未见成效 。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不改革教育，那为什么不改革呢？关键是一统制的教育政策定位之失败
。

（四）极端化的考试——要模式化还是多元智力

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定位的中心是考试 ，考试和分数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概念。所有课程中，凡考试科目则课时最多
，小学一二年级课程统计表明，语文数学课占一半 ，英语则其次
，三种作业每天2小时以上 。所有课程设计，也是按考试方式展开的 ，从各个方面对重点概念进行反复的练习
，生怕那一点没顾上，甚至挖空心思来强化某些重要内容。所有的教学内容也是根据考试的要求来选编的 ，所有的教学环节都以测验与考试构成
，从各个层面反复地强调和深化着对重要概念的理解
。一个人若不经过专业训练，是无法解出这些题目来的。正是这样就构成了中国基础教育“窄而深
”的课程体系 ，学习成了一种繁琐干涩的活动
，毫无兴趣而言 。这实际上也正是青少年厌学的一大原因
。

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几乎是在高考的要求下开展的，统一大纲
、统一出题、统一考试 、统一标准答案 ，结果是塑造了统一曲模式化的思维体系，统一的学习步骤和方法。考出来的只是单一的高考英才 。华南师范大学附小是广东省唯一的一所省管小学
、著名老校
，一位特级教师讲数学的一道题有三种解法，与标准答案的两种解法不同 ，结果十多位学生因为这道题上不了华南师大附中
，给教师和校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

在极端化的考试下，学习的要诀就是加压 ，语文数学一般人是应付不下来的。看似宽松
，实际上控制严密的课堂中，考试这一幽灵正在编织一张无形的网 ，使教师、家长 、领导陷入其中 。一名著名教育学家到一所乡镇中学去调查
、校长提出座谈
，随行人员本以为可以让教育家宣传一下自己的教育思想，不料各位教师和组级长们不约而同地提出的全部都是有关高考命题之类的问题
。这即是今日中国基础教育政策下的教育实际。

三、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政策的定位原则与策略

从以上可见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基础教育
，必须应对其政策进行调查，走出从考试为目的的教育模式 ，彻底割裂连接于科举制的脐带 。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政策的定位原则至少有三
。

（一）遵循发展性原则

发展性原则指基础教育政策应有利于学生发展 、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，三者是内在一致的
，这样既符合发展要求，也应产生发展的功效。简言之 ，基础教育政策必须以发展为目的 。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与发展相悖的状况。一是改变教育是按知识体系来展开
，知识体系是技考试来选取的方式
。二是改变基础教育把每个学生都放在统一模式中塑造的教育方式。三是改变基础教育中课程设计与学习发展相颠倒的现象，转变语文
、数学的教育方式 ，从学生发展的实际出发 。把学生在那个阶段应当发展的发展起来
，首先应重视学生发展的自然性，其次应重视学生发展的最佳期 ，再次是打破平均主义课程体系
，按学生发展实际，推行A、B 、c三种程度分班教学 ，不同科目按不同录取标准（而不是到考试时分三个层次来考）
。四是根据现阶段儿童发展实际
，变六
、三、三制为五 、四、三制或九年一贯制。

（二）遵循基础教育特点的原则

基础教育的工作规律就是必须按基础教育的特点来制定基础教育政策 。中国基础教育的特点，一是基础性 ，这种基础是儿童的基础
、而不是成人的基础，儿童是要学知识的
，但不在发展之前就进行生硬的训练，更不是为了考试而进行无穷无尽的题海训练 ，儿童应当学习他们发展需要的知识
。二是活动性
，爱动是儿童的天性，寓教于乐是儿童学习的重要方式。因此 ，正确的方法是
，应大力倡导在非正式方式中进行知识教学，通过活动来完成教学任务 。三是全方位性 ，即在基础教育中
，各种教育都应当是全面的
。因此，基础教育应强调学校教育中各方面的协调配合 ，强调教育各部分的共同作用
，强调教师的全面素质，也强调知识的全面贯通和教育手段的全面运用。因此 ，政策定位应鼓励这种综合发展，中小学阶段不能过于偏重所谓分科
，或偏重单科，即使在中学阶段也应注重综合学科和综合性教育 。

（三）遵循中国实际的原则

根据中国基础教育地区差别较大的情况 ，基础教育的实施主要应由各省把握
，放弃大一统制，允许多元化
。一是改革高考制度 ，变统一高考为地方高考再变为各校自行招生。二是变统一大纲为一般指导
，各省对基础教育都可以有相应的学制安排和指导标准，可以对中小学学习内容、课程设计作出新的调整 。三是可以由各省决定办学体制和教育结构 ，允许公办学校转为私营。特别是中国幅员辽阔
，各省情况复杂，一统的办学体制以及收费政策极大地限制了教育发展
。基础教育应当由国家把经费包起来 ，但是当国家尚不富裕时
，应当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应正视现实。承认目前财力有限 ，没有理由在政府没钱时也一定要把经费包起来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目前仍较落后
，能把世界1/5人口的教育办到这个水平已经很不错了，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因不可能）把发达国家在数百年间达到的目标要我们几年间就能达到
。因此 ，中国基础教育的收费政策应有以下考虑：一是收费原则
，先用现有财力解决部分交不起钱上学的儿童的交费问题，使他们免交或少交些钱；其后是财力许可才全部包干义务教育的基本收费。二是制定灵活的教育收费标准 ，按学生家庭经济申报分1－6级实行从全收到全免收费政策 。三是准许特殊教育服务收费
，使以往暗收费为明收
。这部分收费主要应用于学校发展，也可使全体学生受益。收费政策已关系到教育发展 ，也关系到国家发展
，不说用一种政策可以管一个国家，就是管一个省都是非常危险的 。以广东省为例 ，1996年实现了“两基”
，但仍遗留下大量问题
。第一是普及水平低，仅仅是把学生装进了课堂而已 ，现很多小学每班都在60多人，甚至70人
，初中也不断爆满，高中需求也日益剧增。第二是质量令人担忧 ，爆满的班规模使教育质量无法提高
，群众意见很大 。第三是政府财政根本不能满足基础教育常规发展的要求，即使是惠州市这类中等地区政府财政也仅能拨出50％的人头费
。因此 ，适当调整基础教育的收费政策
，对中国基础教育能否定出目前困境有关键性意义。

中国基础教育关系到干家万户的幸福，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繁荣昌盛 。无论是公平还是效率 ，平等还是不平等
，都必须以民族的未来大局为重，中国基础教育正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 ，如何使之加油推动
，反过来变人口压力为人口资源，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是中国国家教育政策定位必须考虑的重大原则问题。

把握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 、政策与法律的含义与特征

（一）政策的概念与特征

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目标任务而确定的行动指导原则与准则
。[1]通过制定政策,以确定行动的目的 、方针和措施。政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社会的产物,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

政策作为社会权力和伦理政治的应用,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普遍性
。政策的普遍性指的是其调整社会关系内容的广泛性。政党政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使得基于社会权力的政策影响力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为方便与法律的比较,我们简单地将社会关系内容分为思想和行为两类
。不同的利益要求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和行为,“如果一个社会不在政治取向上获得最低限度的一致,那么它的良性运作与正常发展便是根本不可能的 ”。[2]这就是政策对思想的统一与整合的过程 。政策对行为的调整则相当广泛,无论是涉己的还是涉他的,都受它指导,这里不再赘述
。

（2）指导性。政策是社会权力的应用,具有指导性 。首先,它表现为内容的原则性与宏观性,较为概括与凝练;其次,它表现为一种号召性与期盼性,明确提倡什么
、反对什么;最后,政策的指导性就其效力而言,不具国家强制力,仅是一种社会影响力,它代表的是政党意志而非国家意志,其效力只及于党组和党员,而且这种效力也只是一种纪律约束力,没有法律约束力
。违反纪律规定,可受党纪处分,但不受法律制裁(违法除外)。其效力不能自然及于其它组织及党外人士,只能通过民众的信赖来自觉实现 。[3]当然,如果某方面的政策经过法定途径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法律,则具有法律效力,这是政策向法律转化的问题。政策能够宏观指导,但相伴而生的则是其微观操作的缺乏,这就为其因人性的多重道德而被善意或恶意歪曲提供了可能,也为人治的随意性提供了可能(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

（3）灵活性。政策的灵活性是就其环境适应能力而言的 。政策最大的优点就是环境适应能力强,易随环境的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
。其对环境的适应与相关调整有两种情况:一是已有的政策调整关系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二是新发现的社会关系还没有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在这两种情况下,政策都可能作出较为灵活的反应 。与政策的灵活性相伴生的则是其随意性
。因缺少应有的规范,政策随意性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建国以来的经历已足以证实这一点。

（二）法律的含义与特征

法律是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规范体系 。其目的在于维护、巩固和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

法律作为国家权力及法理政治的应用,其特征相对于政策而言,体现在:

（1）普适性。法律的普适性是就其在特定的调整关系下,适用范围的广泛程度而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体现了法的正义性追求,各国宪法对这一点都给予了确认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 、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党章中也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 ”这说明了法律适用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体现了司法适用性,而党的政策如果没有上升为国家法律,则不具司法适用性,这也是我们依法治国的起点。

(2)规范性
。法律的规范性是法律区别于政策的最主要特征。首先,表现为内容规定的具体性,对权利与义务,法律都进行了相对详尽的说明;其次,表现为程序的规定性,它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在于,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制定法律,都有必要加以程序上的规定;最后,也是规范性最具实质性意义的,无论是内容还是程序的规定,都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违法行为由国家专门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法律的规范性有其范围,它对思想意识及私领域行为则无能为力,譬如不能用法律手段强行统一人们的思想与信仰
。

(3)稳定性。法律的稳定性是基于法律“保守性及侧重过去的特点,保证了某种程度的连续性、可预见性
” 。法律的稳定性主要侧重社会影响和社会秩序方面,如果法律朝令夕改，就会影响它作为行为参照座标的权威性,丧失了权威地位,也就丧失了人们对法律的认同感,没有了认同感,也就意味着法律的无效
。当然,这种稳定也是一种相对稳定,法律必须随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且这种调整必须依法定程序去办,这也是保证其权威性与严肃性的必要前提。法律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又产生了相关的“时滞”性与僵化性,柏拉图在其政治作品中对法律观点所表达的反感,就植根于法律的规范性特性 。

二 、政策与法律的区别

政策与法律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现象,虽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在制定主体和程序
、表现形式、调整和适用范围以及稳定性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
。它们的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意志属性不同 。法律是由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加以制定的,它是国家意志和公共意志,是全体公民之间的契约性文件
。而政策有所不同,党的政策是党的领导机关依党章规定的程序制定的,是全党意志的集中,不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

（2）规范形式不同 。法律必须具有高度的明确性,每一部法典或单行法律和法规,都必须以规则为主,而不能仅限于原则性的规定,否则就难以对权利义务关系加以有效的调整。而政策则不同,有些政策文件主要或完全由原则性规定组成,只规定行为方向而不规定具体的行为规则
。

（3）实施方式不同。法律具有鲜明的强制性和惩罚性,它依靠其强制力使人们普遍遵从 。政策不一定都以强制力为后盾,政党的政策主要靠宣传教育 、劝导,靠人民对政策的信任、支持而贯彻执行,虽然国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强制力,但这种强制力较弱,政府对违反政策的人只能通过行政手段予以处分
。

（4）稳定程度不同。法律一般是对试行和检验为正确的政策定型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政策则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解决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相对于法律而言,政策灵活多变,稳定性不强
。

三
、政策与法律的一致性

政策与法律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它们都是以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利为基础,服务于政治权利的要求,实现维护、巩固阶级统治的目的。二者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具体而言:

⑴功能的共同性 。政策和法律都是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和手段,共同调整
、控制和规范社会关系
。政策与法律在社会调控上具有同样性质的功能。国家通过颁布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规范,同样,国家也通过实施政策对社会生活进行调节和管理 。政策和法律共同构成了社会管理的手段
。

⑵内容的一致性。在我国,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的国家的大政方针,它往往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之中,具有明显的法律效力,是宪法和法律的核心内容,因此,国家政策往往成为法律的指导原则或法律本身 。同样,中国***是我国的执政党,党的政策(除了党务方面)一般都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上升为国家和政府的政策,它不仅对我国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具有指导作用,这些政策在实践中成熟之后大都上升为法律,因此,党的政策和国家政策之间具有一致性,政策与法律之间在内容上也具有一致性。

⑶适用的互补性
。政策与法律虽然在功能的性质上相同,但是二者的适用范围并不完全相同,只在自己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领域内发生作用。政策比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更加广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政策的调整和规范,而法律则并不可能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宗教、道德 、民族等领域的许多问题就只能适用政策调整,而不能用法律进行硬性约束 。

四
、正确处理政策与法律关系的对策建议

当前重政策轻法律的现象,反映出政府官员法治观念淡薄,人治影响仍存在,计划经济的传统仍然发挥不良的影响
。同时,它也是权力腐败的源泉之一,政府权力回避司法审查,攫取利益,无视法律要求。改变这一局面,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

(一)加强法律建设,通过高质量的法律来压倒政策优势
。首先,注重完善立法。要从提高立法质量上下功夫,不能仅仅只是依靠增加立法数量 。要抛开“先以政策积累经验,后以法律推行 ”的旧的立法思想,尽快使社会各个领域都有法可依
。在立法技术上要注意明确、简洁 、逻辑严密
、便于操作和执行。其次,要注意加强诉讼程序法的制定 。“历史上法制的实质性进步往往是通过程序体系的发达和合理化才落实的
。
”从诉讼程序方面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保证实体权利、义务的实现。严格惩处违法行为,强化公民法律意识 。特别是通过程序控制来保障行政权合法 、正确行使,使行政权力运作程序化
、规范化,防止滥用行政权力制定政策的现象出现。最后,保证司法独立
。落实法院的宪法地位,严格执法,把司法审查作为监控行政权力运作的重要手段。“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应当由完全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法官裁决 。”保证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使司法独立于行政系统,才能充分发挥法律对行政机关政策制定的监督作用,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

(二)对政策运作进行规范,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加科学化、民主化 、合法化。在法治体系中,政策与法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应回避这一事实 。我们应着力于在政策制定与执行时,有意识减除其对抗色彩,使政策主动支持与配合法律,在法治原则的指导下健康运作
。法律也可以从不良政策的危害中吸取教训,加强法律建设的步骤,促进法律体系更新与完善。从而使政策与法律得以良性互动,加快“法治 ”进程 。另一方面,要注重规范政策制定与执行,使之既合法又合理
。“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行为必须有规则依据,必须有法律授权。”政府制定政策必须有规则依据并限于法律授权范围内 。对于同一问题,如果已有法律的规定,就不必制定政策来重复调节,除非它是为落实法律的
。法治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密切联系,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行为都要受到立法、行政
、司法的监督以及社会监督,从而确保政策不违反规则,不侵犯人民的合法权益。总之,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既不能把二者简单等同,又不能将二者完全割裂、对立起来 。在处理两者实践上的矛盾,我们既要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又要依据新的政策精神适时地修订法律,最终使二者在内容和原则上达成协调一致,相辅相成。

综上所述 ，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
，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我们要做到把执行党的政策和遵守我国法律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坚持依法办事 ，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又要依据新的政策精神适时修订法律，确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沿着民主与法制政策指导 、法律保驾的轨道前进 ，确保党的十六大精神得到全面地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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