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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研究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后者亦即文化批评则主要把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旨趣引入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范式 ，与它相对的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审美研究 。事实上
，文化批评恰恰极大地得益于文学批评“内部研究 ”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文学的本体批评
”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
。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或审美研究的真正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 、目的
、旨趣不同，文化批评的目的主要是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

关键词：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文学的自主性；庸俗社会学

一、 文化批评的出现及其遭遇的质疑

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的历史性时刻 ，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 、文学批评与文学史）都面临深刻的转型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迅速兴起 。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上世纪80年代末
、特别是90年代以降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并被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社会-文化批评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
。它一方面催生了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热潮 ，同时也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冲击
，并引发了文化研究（批评）与文学研究（批评）之关系的重大论争。

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无疑是这场争论的焦点 。对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持质疑或批判立场的人大多沿用原先由英美新批评派提出、后来流行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二分法，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与“内部研究”相对的“外部研究 ” ，甚至是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回潮
。他们认为，文化批评背离了文学的“审美
”本质 、甚至根本就离开了文学
、与文学无关；也有人认为文化批评可以存在
，却不能取代文学批评，尤其是不能取代文学的审美研究/内部研究。比如《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的长篇访谈 ，其中第一个问题即是“为什么当下的文学批评逐步转向文化批评？您认为文学批评还能否回到文学？ ”对于这个问题
，相当多的学者把文化批评视作与“内部批评
”相对的“外部批评”，或与审美批评相对的社会学批评 ，他们希望文学批评回到“文学 ” 。

在对于文化批评的批评中
，阎晶明与吴炫的观点是比较典型的
。 阎晶明写道：“文学批评就这样被文化批评取代，成为无足轻重的唠叨陪客 ，对作家作品的具体阐释成为不入潮流和缺少思想锋芒的可怜行径。
”作者呼吁：文学批评应当回到“自身”
，回到“文本阐释 ”，“这是文学批评不做文学附庸、不被文化批评淹没的必经之路 。”吴炫的文章列举了文化批评的“五大问题
” ，“五大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即“当前文化批评对文学独立之现代化走向的消解 ”。在作者看来
，“‘文学独立’不仅顺应了文化现代化的‘人的独立’之要求，成为‘人本’向‘文本’的逻辑延伸 ，体现出文化对文学的推动，而且也成为新文学告别‘文以载道’传统 、寻求自己独立形态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
，应该理解为是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关系的一种革命
。尽管一百年，中国学人总是以西方独立的文学性质和形态为参照 ，或提出‘为艺术而艺术’
、‘创作自由’的现代主张
，或以‘文学主体论’、‘艺术形式本体论’等西方现代的文学独立观念为依托，从而暴露出艺术无力或文化错位问题 ，但这种努力本身
，近则具有摆脱文学充当政治和文化的工具之现实意义，远则具有探讨中国文学独立的现代形态之积累的意义。
”在作者看来 ，这样的文学现代性进程似乎被文化研究给阻扼了：“文化批评不仅已不再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
，而且在不少学者那里，已经被真理在握地作为‘就是今天的文学批评’来对待了 。”可见 ，文化批评是非现代的形态或反现代批评形态
，因为它“不再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
。 ”作者的逻辑在这里表现为：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就是文学的自主性，违背它就是违抗现代性的合理历史进程。

撇开一些比较情绪化的言论不谈 ，更加具有学理性的问题也同时提了出来：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是什么？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化是文学批评的转机还是文学批评的迷失？文化批评会取代文学批评么？文化批评是不是一种社会学批评或所谓“外在批评
”？如果是的话，它与审美批评的关系又如何？它是向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倒退么？等等 。因此对于“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 ”的关系的澄清在此就非常必要
。

二 、文化批评与所谓“内在批评
”的关系

如欲阐述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首先必须对“文学批评”、“文化研究 ”
、“文化批评
”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必要的分梳。在西方与中国，对“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 ”这一独特的学术-文化活动 ，一般是从它的批判性、跨学科性 、边缘立场与实践性等角度进行界说的
，很少从研究对象角度对之做出划分 。但是就中国文学界的情况看，人们常常用“文化研究”来指那些超出了文学范围的研究 ，而把文化批评限定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
。我在这里也准备沿用这个划分
，把文化研究分为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文化研究
”差不多是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的，它的研究范围几乎是没有边界的 ，当然更超出了文学 。它涉及到文化的几乎所有方面
，其侧重点则是威廉斯所说的“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 ”）
。威廉斯曾经追溯了“文化
”这个概念的历史并分辨出它的三个现代含义：1
、作为艺术及艺术活动的文化。这个意义上的“文化”被认为是一个描述音乐、文学 、绘画
、雕塑、戏剧 、**的词语 。在这一意义上，文化被广泛认为涉及“有教养的 ”（“cultured
”）人们所从事的“精致的”（“refined ”）事业；2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的符号方面的文化 ，无论这种生活方式是属于“一个民族的
，一个时期的，一个群体的 ，或者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的”。威廉斯认为，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文化
，就是要探究：一种服装样式、一套举止规范 、一个地方
、一种语言、一套行动规则 、一个信仰系统、一种建筑样式等的含义是什么
。3
、作为一种发展过程的文化. [1](p.90) 我们今天讲的肇始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 ”，其所指涉的“文化
”主要是第二种含义上的“文化” ，它是由人类学家泰勒首先提出的
，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威廉斯发展了这个概念并把它引入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这一人类学的文化定义指出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性与日常性 。正因为这样，广义的文化研究的范围常常侧重大众文化或日常生活的文化 ，举凡广告、服饰 、发型
、流行读物、通俗电视剧等等无不可以是它的研究对象
。显然
，这个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是比“文学研究 ”或“文学批评”更大的概念，它的兴盛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与文学研究至少在对象上属于两个部门
，它也不可能取代文学研究（只要文学还存在）。

同时也存在狭义的 、以文学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它是文学批评方法的一种 ，应该属于文学批评范围之内 。为了区别起见
，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化批评
”
。文化批评是文学批评内部研究
、解读与批评文学现象（尽管有时候“文学”的界限也不易确定）的一种独特视角，与它相对的不是“文学批评 ” ，而是“审美批评
”或“内部批评”。如果我们把“文化批评 ”界定为文学批评的一种视角与方法，那么说它会取代文学批评就像说诗歌会取代文学一样不合逻辑 。我们或许可以说在文学批评内部
，文化批评现在比审美批评更活跃，而不能说文化批评会取代文学批评
。

当然 ，既然都是“文化研究
”
，广义与狭义两者也必然有其内在相通之处。这种相通或交叉点我以为体现在它们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与价值立场上，这就是：文化研究（无论广义 、狭义）都具有突出的政治学旨趣
、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 、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 。文化批评可以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这些特征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体现
。

这样 ，对文化批评持批评态度的人所真正担心的其实是：文化批评会否及应否取代“审美批评”。但由于他们常常把“审美批评 ”理解并表述为“文学批评自身
”
、“文学本身”等含糊的术语
，才有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的似是而非的提法，并给人这样的感觉：只有审美批评或内部批评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 ，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 。在这里
，有必要声明的是，文学批评的方法历来是多种多样的 ，审美批评或内部研究只是其中之一
，审美批评不是文学批评的同义词，把文化批评、社会历史批评以及道德-伦理批评排除出文学批评有悖于于历史事实 ，且缺乏宽容精神。

在澄清了上述问题以后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文化批评与所谓“文学批评 ”——正确地说是“审美批评
” 、“内部批评”到底是什么关系
。首先
，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与审美批评相对的文化批评 ，其批评的旨趣是政治性的
，不同于以“文学性 ”为对象的“内部研究”。作为文学批评的不同方法与范型，两者各有优劣 ，可以互补而不能取代 。文化批评不可能取代审美批评或内部批评、审美批评/内部批评也不可能垄断文学研究
。历史地看
，文学研究从来不只限于审美研究，也不只以揭示“文学性
”为唯一目的 ，自觉的审美研究或内在研究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批评方法
，而不是文学批评的普遍方法或唯一方法。在不同的批评方法之间也不存在高低等级 。我们只能说在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内部，均存在高水平的研究 ，也都不乏平庸低劣之作
。但在两种批评方法之间却不存在高低
，而是各有所长。其实，在不同的批评与研究方法之间争高下
、辩正宗本身就十分无聊 ，可取的研究取向应该是把批评方法的演进兴替还原为知识社会学的问题，从而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批评方法占据主要地位？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力量与批评家的利益诉求在这里起作用？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文化批评虽然不是以揭示文本的“文学性”为目的
，但却不是脱离文本的“离弦说像 ” 。这里涉及另外一个可能的误解与混淆：审美研究或“内部研究
”就是文本分析，而文化批评则是脱离文本的
。如果“内部”指的是文本的形式方面（语言组织机理、结构 、叙述方式等） ，“内部研究 ”指的是批评家对于形式方面的解读
，那么，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文化批评从来不反对形式分析 ，甚至那些广义的文化研究也是如此
，只是“文本
”在这里不仅限于文学文本而已。事实上，文化研究（包括广义
、狭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借鉴了文学批评中的所谓“内在研究”方法 。从知识谱系上看 ，当代的文化批评产生于西方20世纪中期以后
，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0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 ，如现代语言学、符号学 、结构主义
、叙述学、精神分析 、文化人类学等等
。对于文化批评来说至关重要的是
，20世纪西方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对于经济决定论的扬弃，认识到政治
、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由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充分反映在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
、新批评、符号学 、叙事学等学科中 ，而文化批评恰恰极大地得益于在文学批评的“内部研究 ”中发展起来的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文学的本体批评
”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 。事实上，许多文化批评家都是文学批评家出身
，他们通晓20世纪发展出来的文本分析方法。对此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
。

首先，文化研究中一直存在一种集中于文本形式分析的分支 ，它对语言学、符号学等多有借重。正如约翰生指出的
，文化研究内部存在众多不同的路径，比如：基于生产的研究
、基于文本的研究等 。在谈及“基于文本的研究”时 ，他指出：“主要的人文科学
，尤其是语言学和文学研究，已经发展出了文化分析所不可或缺的形式描述手法
。 ” [2](p.29) 这些手法如叙事形式分析、文类的辨识 、句法形式分析等。约翰生还沿用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关于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
”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区分 ，指出后者“极具形式主义特色
，揭开语言
、叙事或其他符号系统生产意义的机制 ”，如果说文化主义范式根植于社会学、人类学或社会-历史 ，那么
，结构主义范式则“大多派生于文学批评，尤其是文学现代主义和语言学形式主义传统 。”[2](p.19)

其次 ，也是更加重要的是，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等对文化研究/批评的影响还不只是体现在影响了其中的一个分支
，而是导致了对于人的主体性乃至整个社会现实之建构本质的理解
。约翰生认为“形式
”是文化研究中三个关键词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意识”与“主体性 ”），并认为：正是结构主义强调了“我们主观地栖居于其中的那些形式的被建构的性质。这些形式包括：语言 、符号
、意识形态、话语和神话 。
” [2](p.13)这表明文化研究已经把形式与结构等概念应用到对于社会生活与主体经验的内在本质的理解 ，从而把形式与文化 、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形式分析提供对于主体形式的详细而系统的理解
，它使我们得以把叙事性视作组织主体性的基本形式。以故事形式为例 。产生于故事形式分析的方法在文化研究中大有可为，因为“故事显然不纯粹是以书本或虚构的形式出现 ，它也存在于日常生活谈话中
，存在于通过记忆和历史建构的个人和集体的身份中
。” [2](31)人的主体性以及整个文化与社会生活都是被建构的，而不是自然的
、现成给予的。这个结构主义的洞见可以说是文化研究的哲学基础 。

可见 ，说文化批评不重视文本分析是没有道理的。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或审美批评的真正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 、旨趣是不同的
。约翰生在肯定了文化研究对语言学
、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的借重以后颇有深意地指出：文学批评虽然为文化研究发展出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但是在这些工具的应用上“缺少雄心大志 ”。比如语言学，约翰生认为对文化分析来说 ，语言学似乎是无可置疑的“百宝箱
”
，但却被埋藏在“高度技术化的神话和学术专业之中 。”文本分析在文化研究中只是手段，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文本 ，也不是对文本进行审美评价
。文化批评不把文本当作一个自主自足的客体，其目的也不是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 ”或“文学性
”。文化研究从它的起源开始就有强烈的政治旨趣
，这从威廉斯 、霍加特等创始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 ，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
。

三、文化批评是庸俗社会学批评么？

那么
，具有强烈政治性
、强调文学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的文化批评是否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传统的文学社会学？这是另一个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

我认为：文化批评并非意味着对于社会学批评的回归 。当然，就文化批评与文学社会学都反对封闭的“内部研究 ”、致力于揭示文学艺术与时代 、社会环境的紧密联系而言 ，两者的确存在相似之处
。但是
，把文化研究与文学社会学——特别是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简单等同起来，必然会忽视两者的重要差异 ，因而具有误导性。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文化批评乃至广义的文化研究都极大地得益于在文学批评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学
、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内部研究
”的方法 。许多文化批评家
，无论是赛伊德还是后期的巴尔特，还有许多女性主义的批评家 ，都是文学批评家出身
，他们通晓20世纪发展出来的文本分析（内部批评）方法
。比如巴尔特用符号学的方法对广告的分析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还有赛伊德的后殖民话语分析也是如此。足见文化批评并不是一种不重视文本分析的庸俗社会学批评 。

我们通常理解的传统的文学社会学 ，是指诞生于西方19世纪的社会学模式，其中尤其以泰纳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兼进化论的社会学模式与马克思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学模式为代表
，它们也是在我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学社会学模式。传统社会学模式诞生在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获得支配性地位的启蒙主义时代，深深地带上了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色彩
。

关于泰纳的文学社会学模式 ，韦勒克曾经分析说：“泰纳代表了处于19世纪十字路口的极复杂、极矛盾的心灵：他结合了黑格尔主义与自然主义心理学
，结合了一种历史意识与一种理想的古典主义，一种个体意识与一种普遍的决定论 ，一种对暴力的崇拜与一种强烈的道德与理性意识。作为一个批评家
，从他身上可以发现文学社会学的问题所在 。” [3](p.57)这段话指出了泰纳文学社会学的要点：一方面，与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与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一样 ， 泰纳的文学社会学体现了19世纪自然科学及其客观主义方法对于人文科学的渗透
，相信“客观规律 ”的存在，崇尚客观主义 ，具有机械论特征；另一方面
，它又受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历史哲学的影响，崇尚“精神”决定论 ，相信通过理性可以把握历史的总体过程
。这两个矛盾的方面在19世纪的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那里得到了巧妙的结合：相信历史的“必然性
”，这个“必然性”被赋予了客观规律的外表
，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得到证实；但是实际上，它不过是理性设计出来的一种“必然性 ” 、“客观规律
”。换言之 ，这种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实际上是从理论模式出发而不是真正地从经验事实出发的
，但是又把这个理论模式当作“客观规律”，这就使得主观的东西获得了客观
、科学的外表 。这正是泰纳的文学社会学的重要特征
。最后 ，泰纳的文学社会学还信奉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泰纳的文学社会学中表现为环境决定论
，适合于环境的艺术类型会得到发展否则会被淘汰 。泰纳的《艺术哲学》由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翻译，早在60年代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后一再重版
，在文学/艺术理论界生产了相当大的影响
。其机械决定论色彩在中国的文学社会学中有所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学科形态是在前苏联建立的，它建立在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基本的社会理论构架上 。在这个基本框架中 ，物质/精神、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存在/意识构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
。文化/艺术被列入精神
、上层建筑、意识的范畴
，文化/艺术没有被视作一种同样具有物质性的基本人类实践活动。这一点已经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警惕 。正如亚当·库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引注）已经避开了那种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简单的 、使人误解的比喻说法 ，这种说法常常具有用经济还原论解释文化的危险，以及将文学和艺术仅仅构想为阶级和经济因素‘反映’的危险。 ”[4](p.42)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力图克服上述文学社会学的经济主义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
。

在澄清了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的缺陷以后
，文化研究与它的差别就显得十分明显了。从知识谱系上看，文化批评属于当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 。文化研究固然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拨 ，它要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但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它吸收了语言论转向的基本成果 ，这种重建因而决不是要回到机械的还原论与决定论
。相反
，文化研究非常强调语言与文化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它具有物质性。比如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指出：“现代文化在其实践与生产方式方面都具有坚实的物质性 。商品与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广的文化属性
” ，“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
，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
。这个词（文化，引注）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通过设计
、技术以及风格化 ，‘美学’已经渗透到现代生产的世界
，通过市场营销、设计以及风格，‘图像’提供了对于身体的再现模式与虚构叙述模式 ，绝大多数的现代消费都建立在这个身体上 。”[5](p.245)文化的物质化与物质生产的文化化在今天这个所谓“知识经济 ”时代的日常生活中不难观察到
。现在的许多商品，比如手机 、手提电脑等
，已经是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混合体，人们在购买它们的时候非常注重其外观造型与色彩是否合乎自己的审美理念 ，从而商家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商品的审美方面
，这是商业与文化/审美相互渗透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不仅印证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同时也使得文化/物质生产、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受到挑战 。

此外 ，文化研究试图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
、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学社会研究的方法
。在这方面
，布迪厄的研究特别具有启示意义。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着力点就是要打破内在/外在、个体艺术家/社会环境 、自律/他律
、文学形式/社会内容、能动性/结构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 。他在《艺术的法则》等书中通过对“场域
” 、“习性”等概念的细致阐释，既避免了孤立地或在文学形式系统内部看待形式的所谓“内在阅读 ”方法 ，也避免了只关注艺术形式与生产者的社会条件的外在分析方法；既避免了个体艺术家的卡里斯马神话——把艺术创作视作纯粹的超功利活动
，也避免了把作品与作家简单地等同于阶级代言人的庸俗社会学。

这表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与形式主义批评所共享的关于“内在
”/“外在”
、“精神 ”/“物质”、“审美
”/“实用”的二元论已经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 、符号经济的时代受到严重挑战，当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 ，应该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
、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学-社会研究范式
。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些研究方法的突出特点就是把“内在 ”与“外在
”打通、把文本分析 、形式分析
、语言分析、符号分析等与意识形态分析 、权力分析打通
，在文本的构成方式（如叙事方式、修辞手段）中解读出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 。第三，在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解上 ，文化批评与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也存在重要的差异
。西方文化研究认为，不能把社会关系简单
、机械地还原为阶级关系
，进而把人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简单地还原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机械的阶级论势必忽视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以及人的社会身份 、社会关系的超阶级的维度，比如民族的维度
、性别的维度等 。西方的文化研究则依据受到60年代以降新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运动、绿色和平运动 、同性恋权利运动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影响 ，倡导微观政治以及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更细微复杂的认识
。这种微观政治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表现
，就是在作家与作品分析中避免机械的阶级论取向。应该承认，机械套用阶级论的模式来分析作家以及作品中人物的身份
、立场 ，是前苏联文学社会学、也是深受其影响的我国很长一个时期的文学社会学之所以显得庸俗的重要原因 。而今天的文化研究与此前文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突破了机械的阶级论框架
，关注比阶级关系更加复杂细微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比如性别关系 、种族关系等
。在这方面，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批评尤其具有代表性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比如女性主义批评认为性别不仅关涉到人的生理维度
，同时也关涉到人的社会文化维度 。他/她热衷于解剖一个社会的文化如何理解并塑造人的性别特征，如何影响到作家对于自己的男女主人公的性征的认识与塑造
。

总而言之 ，新兴的文化研究并不是要回到以前的庸俗社会学
，即使认为它要回归文学社会学，那也是一种经过重建的文学社会学 ，克服机械的反映论与阶级论是这种重建的重要环节与议题。

最后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文化批评的政治性虽然是无可否认的，许多文化批判家都直言不讳地承认乃至强调这一点
，但这种“政治”却不完全等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政治 ” 。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研究的“政治
”是社会政治（social politics）而不是党派政治 ，是微观政治（micro politics）而不是宏观政治（特别是70年代末受到后现代主义
、后结构主义的重大影响以后
，以“差异政治”为核心特征的文化研究）。这与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中所说的宏大的阶级政治存在着重大差别
。文化研究中说的政治实际上是指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权力斗争、支配与反支配 、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是学术研究（包括研究者主体）与其社会环境的深刻牵连。只要是扎根于社会现实土壤中的人文学术研究 ，很难避免这个意义上的政治 。在这个意义上
，任何人文科学的研究同样也是政治性的，这在赛义德的《东方学》导言中说得特别清楚
。赛伊德说：“没有人曾经设计出什么方法可以把学者与其生活的环境分开 ，把他与他（有意或无意）卷入的阶级
、信念体系和社会地位分开
，因为他生来注定要成为社会的一员。这一切理所当然地继续对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尽管他的研究及其成果的确想摆脱粗鄙的日常现实的约束与限制 。不错 ，确实存在像知识这样一种东西
，它比其他创造者（不可避免地会与其社会环境纠缠、混合在一起）更少——而不是更多——受到偏见的影响
。然而，这种知识并不因此而必然成为非政治性知识。 ” [6](p.13) 这样的权力斗争不限于阶级之间 ，它还遍布于种族 、性别、代际等各个方面 。后殖民批评关注的是种族之间的权力关系，女性主义批评集中于解剖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
，而青年亚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代际的权力关系
。这一切都极大地丰富了文化批评的权力分析。

二战后殖民体系土崩瓦解

比较文学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 。它包括影响研究
、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
。作为一门学科 ，它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
，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 。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 ，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 （1790～1870）。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课时 ，曾几次使用“比较文学
”和“比较分析”等术语
，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
。1865年后，“比较文学 ”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

19 世纪70年代后 ，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有了很大发展
，其中心在法国 。1931年法国保罗·梵·第根的著作《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历史 ，主张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 、比较文学
、总体文学三大范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国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1952 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比较文学发展的成绩与问题 。

比较文学研究 ，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，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
，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

在中国 ，鲁迅 、茅盾
、郭沫若等曾广泛比较研究过各国文学的发展
，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茅盾的《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  。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  、钱钟书的《 谈艺录》
、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
。70年代以来 ，比较文学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
，成绩斐然。

产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 ，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
，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 、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 。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着眼，充分揭示各个国家
、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所持有的发生 、发展的过程 ，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比较文学的任务
。

歌德是比较文学的先驱。世界上目前主要有法、美两派 。前者注重研究一国文化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后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
，找出异同及缘由，以找出共同的规律。

什么是比较文学呢？让我们先从发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持续达千年之久的一桩“公案
”谈起 ，并循此步步走近并认识比较文学
。

远在唐代，就有人对南朝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所写的“许彦鹅笼”故事的来源作过研究。“许彦鹅笼 ”故事说的是
，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地方一个名叫许彦的人，在途中遇到一位十七
、八岁的书生 ，这位倒在路边的书生声称脚痛
，要求坐进许彦的鹅笼里 。许彦以为是说着玩的，谁知书生真的入笼与双鹅并坐 ，而许彦提起鹅笼竟不觉得重
。等走到树下休息时
，书生出了鹅笼，说要设宴答谢许彦 ，说完就从口中吐出美酒佳肴来款待许彦。过了一会
，又从口中吐出一位芳龄十六的美女来陪伴宴饮 。又过一会，书生酒醉睡着后 ，此女子竟从她口中也吐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子来作伴
。许彦正同此男子寒暄之际
，书生却象要醒的样子，美女忙又吐出丝绵屏风来遮住 ，并同书生一道睡了。可那男子却从他口中也吐出年约二十的女子一道饮酒嬉戏 。过了许久之后，听到书生响动声时
，此男子忙将二十岁的女子吞入口内；年方十六的美女醒后，也忙吞入那男子 ，并独对许彦而坐
。书生起来后
，就次第吞下美女与各种餐具，然后留下一个大铜盘给许彦留作纪念 ，并告别而去。

晚唐时与李商隐 、温庭筠齐名的诗文家段成式
，在他于九世纪中期写成的《酉阳杂俎》一书中，通过与印度佛经《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”比较后就曾说过：“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 ，吐出一壶
，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 。梵志少息 ，女复作术
，吐出一壶，中有男子 ，复与共卧
。梵志觉，次第互吞之
，拄丈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 。
”后来 ，还有多人提及此事
，直到鲁迅，才对这一“公案”作了透彻明断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此类思想 ，盖非中国所故有
，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即古代印度）……当又为梵志吐壶相之渊源矣
。魏晋以来，渐译释典 ，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
，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 ，遂蜕化为国有
，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 ，尚云来自外国，至吴均记
，乃为中国之书生。 ”鲁迅说得极对，这一故事源自印度 ，随佛经传入中国后
，开始还说这是外国道人，如晋代荀氏所作的《灵鬼志》中说：“太元十二年 ，有道人外国来 。
”到了南朝吴均手里
，就被吸收消化成了纯为中国的人
、事与地点了
。当然，这种“蜕化为国有”的过程 ，一直绵延到现当代。1981年台北出版的台湾作家张晓风的小说《人环》
，就进一步将许彦鹅笼的故事，演变为有心理活动、环境衬托与细腻描写的当代小说了 。然而 ，其题材 、基本故事情节与主要人物关系
，依然如故
。

象鲁迅与段成式二人，对中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的这种研究 ，比较其相似，追溯其渊源
，探究其联系与原因，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由于各民族的文学之间 ，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交往的联系
，因此就出现了如下文学现象：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就运用了不少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 ，孙悟空能七十二变
，就吸收了印度佛经中神猴哈奴曼会三十六变的成分，孙悟空大闹天宫又发展了印度佛经《贤愚经》中顶生王闹天帝宫殿的故事；相传李白首先创作了《菩萨蛮》 ，但据考证
，《菩萨蛮》是古代缅甸的乐调，经云南而传入中原；更早的《楚辞·离骚》 ，开头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 ”
。这难以理解的“摄提
”
、“孟陬”等词 ，有的专家研究认为，它们是从国外传入的星座译名
，极可能是希腊文，也可能是撒马里亚语等。这类研究 ，由于主要是寻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往联系
，研究其渊源、媒介 、流传
、翻译、接受等等的影响事实，所以就叫它为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 ” 。这一类研究 ，一百年前兴起并盛行于法国 、德国
，并一度还曾主宰了比较文学的全部领域，因此“影响研究
”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 ，有关“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较成熟完备
。凡着重这方面的研究
，因其主张研究各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的影响事实联系，因此对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及其方法 ，大家习惯称之为“影响研究 ”学派。又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争论中
，其争论的一方多是法国学者，故又被称为“法国学派
” 。这一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认定 ，可以梵·第根和基亚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为代表。梵·第根在1931年的《比较文学论》一书中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，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
，是把尽可能多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 ，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而基亚于20年后出版的《比较文学》中说得更明白：“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或民族的边缘
，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
、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 。 ”

然而，无论在中外文学还是各国文学之间 ，也无论是诗歌 、小说、戏剧
、散文
，还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或是文艺思潮、流派和运动之间 ，都还存在着众多的并无影响事实联系却又十分相似的情况
。如唐代诗人白居易
，在《琵琶行》中写过无声之美：“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情暗恨生 ，此时无声胜有声
。”无独有偶
，英国诗人济慈在他的《希腊古瓮颂》中也写道：“听得见的声音固然美，听不见的声音则加倍幽美。
”同为抒写对意中人的倾慕之爱 ，明代《乐府吴调》中有一曲写道：“变一只绣鞋儿，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
，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 ，拘束着你；变一管玉萧儿
，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香茶，也不离你樱桃小 。”而欧洲的诗歌 、小说也常有这类描写 ，古希腊的诗人写过：“愿变为心上人的口边之笛
。 ”西班牙十七世纪剧作家罗哈斯民剧中也写过：“愿变为意中人腰间之带。
”甚至在德国文学中还写过：“愿变为心上人身边的跳蚤与虱子 。”还有一些作品
，不仅人物性格相似，连反映性格的细节也几乎一样
。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名作《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 ，同中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
，都同样爱钱“胜 ”命，悭吝而无情 ，如阿尔巴贡要掐掉两支蜡烛中的一支
，才称心如意；而严监生要灭剩油灯芯中的一根，才咽气罢休。

在白居易与济慈
、明代《乐府吴调》与欧洲古代戏剧、《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与《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之间的异同 ，并非彼此有过“影响联系
”，而是作家们在各自民族的现实生活中观察 、体验与加工塑造的结果 。要说受到“影响”
，倒是在东西方各自文化体系与文学传统中可追溯到各自的源头。如严监生之前的元杂剧《看钱奴》中的贾生，就同严监生临死前的吝啬劲十分相似 ，不同的是贾生要儿子舔尽沾了油渍的手指方肯咽气；更早的可追溯到北魏《笑林》中的“俭吝老人 ”
，甚至战国时《商君书》中的“东郭敞
”，都是以爱物胜过爱人的吝啬与贪欲而影响后世
。同样 ，莫里哀塑造的阿尔巴贡
，可上溯到古罗马剧作家普拉图斯的喜剧《一罐金子》中的守财奴，和更早的古希腊作家西俄夫拉斯培斯的论文《性格论》 ，因为论文里勾勒出了吝啬人的性格类型。崇尚古典主义并又热衷于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汲取创作题材的新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
，受其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连他本人也直言不讳 。因此 ，在研究这二者相似的问题上
，就要撇开影响研究而从经济
、政治和社会历史等方面去探索其“文心相通”的规律
。通过对阿尔巴贡与严监生这组中外文学形象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贪欲与吝啬尽管古已有之 ，然而到了资本降世之时，由于金钱渐渐成为取代封建社会等级与特权的一尊“至圣 ”
，于是在市民中最早出现的那批商人资产者身上，吝啬就是他们积累财富与货币的一种手段 ，又同他们拼命猎取剩余价值的贪婪与世俱存
，从而构成了他们性格习惯与心理状态的一大特征：吝啬到将一钱一物都视为一本万利的万能之神的典型性格，才各自成为中外文学史上的不朽艺术形象。

这种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 ，由于其研究的对象是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交流的各民族文学
，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因此 ，被称为比较文学中的另一大类——“平行研究
” 。又由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倡与实施的，故又被称为“美国学派”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雷马克教授
，其给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最被学界称道：“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

这一定义 ，除了强调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较文学外，它还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应包括对文学与其他学科或信仰等“表现领域”的关系研究
，即被学界称之为“跨学科
”研究，也属比较文学 。

如将心理学、生理学的“通感”说来研究文学创作中的修辞手法 ，就可视为一种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了
。对事物的繁多
，如何描写？无声的景物又如何描绘？夜空的星星够多也够亮晶晶的了，诗人们又作过什么出色的抒写？而一般的批评家又作何评说？宋代诗人宋祁写的《玉楼春》中有“绿阳烟外晓寒轻 ，红杏枝头春意闹 ”
，用一“闹
”字形容无声杏子的茂盛。但明代的李渔却批评道：“此语殊难著解 。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 ，红杏闹春
，余实未之见也
。闹字可用，则炒字 、斗字
、打字皆可用矣！”而宋代的大诗人苏轼则更进一层 ，他在《夜行观星》中写无声的星星也说“小星闹若沸 ”。同样
，清代的大学士、总纂了《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也说此句不好，还批注为“似流星
” 。

无独有偶的是 ，这种把无声的事物写成有声的佳句，在西方文学中也有：19世纪意大利诗人巴司古利（Pascoli
，Giovanni，1855—1912） ，有句写星星的名句：“碧空里一簇星星啧啧喳喳象小鸡儿似的走动。”18世纪的圣·马丁（Saint Martin）也说：“听见发声的花朵
，看见发光的音调
。 ”

以李渔 、纪晓岚之见，这些写法都违背了常识 ，因为无声的繁星怎么可能有声呢？是写错了。但是
，心理学与生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感觉会有“感觉挪移
”的现象 ，叫“通感” 。即视觉
、听觉、嗅觉 、触觉与味觉往往可以打通、相交
。颜色似有形象
，冷暖会有重量，气味变有锋芒。如：臭气刺鼻 ，高音区响亮
，颜色有冷色热色之别等 。这些不是比喻，比喻是同类特征的扩大与缩小 ，而且不发生“感觉挪移 ”
。同样，星星太多
，此闪彼闪，影闹如沸水；红杏盛开在枝头 ，你红我更红
，似乎在争闹一样。从通感来说，这正是作家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感知通感规律的记录 ，因此才成为千古流传并魅力不减的修辞佳句 。

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
，或是跨学科研究，它们都是不同于通常的文学史
、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一种文学研究
。这种被称作为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新兴学科 ，有其自己的研究对象
，即都是以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更注重打破地理空间与学科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 ，这种研究不是为了比优劣、赛高低
，而是以世界文学与总体知识的视野，来参照比较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学和他者的外国文学 ，以构建更为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体系。因此，比较文学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顺应当今全球化进程的认识新天地 。我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季羡林教授
，在20世纪80年代曾在《人民日报》上著文，对什么是比较文学作过准确而又精当的回答：

“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来加以比较
。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 ，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甚至自然科学在内 。
”

而到了20世纪末，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博士 ，在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的开头也说：“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简明回答是
，比较文学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对跨越了时空的两个以上文学相关模式的关系研究。”

可见 ，跨国族界 、跨语言界和跨学科界的比较文学
，是一门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兴人文学科，它有自己的历史 ，自己的体系
，自己的任务，自己的特点与要求
。它是产生于各国文学文化交往的基础上 ，随之发展而成熟，并与当今全球化时代认识同步的文学研究综合性学科。

“比较文学 ”这个说法是法国的学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 。在当时的欧洲
，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学者都致力于各自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 ，研究的方法
，是从社会背景，作家生平来诠释作品 ，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”的套路
。后来
，法国的学者却认为仅仅对国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够的，文学的研究应当跨越国族的界限。德国的大诗人歌德（J．W．Goethe）支持这种超国界的视野 ，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学
”的概念 。然而不管是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还是歌德的“世界文学 ”
，着眼点都在欧洲，这是需要说明的
。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是一种“影响的研究“ ，关心的是一个国族的文学怎样被另一个国族的文学家接受
，模仿和创造性地转化，追溯和清理文学跨越国族疆界旅行的轨迹。本世纪三
、四十年代 ，留学西洋归国的作家学者如梁宗岱、钱钟书 、陈铨等人都曾努力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，遗憾的是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停滞
，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不曾因政治的负面影响而使研究有所中断 。二战以后 ，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所谓“平行的研究
”
，即国别文学之间即使没有发生过关系，照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
。所以莎氏比亚可以和汤显祖比较 ，《红楼梦》可以和《源氏物语》比较。比较文学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学科
，比如文学与音乐
、与哲学、与宗教 、与心理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进行比较 。中国的古诗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丽意象 ，如“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
，据说无非是在用文字图解几何学中的诸如“垂直
”、“相切”的概念，而“骚人遥驻木兰舟 ”和“万户捣衣声
”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动 ，所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
，等等
。近一 、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又开始朝比较文化研究转向 ，比如所谓后殖民批评，女性主义批评
，性别批评等等。

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中 关于翻译著作的英文参考文献

新殖民主义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新殖民主义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新殖民主义的概念和内涵；其实质是什么；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表现形式等等 。 我国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 ，新殖民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强国对非西方国家实施的一种侵略政策和手段。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下
，赤裸裸的暴力和强权已经被国际社会所唾弃，西方发达国家被迫改变了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 ，而采取更隐蔽的
、间接的殖民侵略手段
。它们充分利用其经济优势
，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政治、经济 、文化侵略(必要时也使用军事手段)，把已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 ，以使这些国家继续充当其商品市场、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
，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国家政权和跨国公司是新殖民主义侵略渗透的两大支柱 。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界的观点似乎变动不大
。例如 ，仇启华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9]和樊亢的《资本主义兴衰史》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为详尽深入
，却并无实质性的改变。樊亢指出：“新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在战后旧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后，为维护其既得利益 ，对已经获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一种新的剥削与掠夺形式 。与旧殖民主义不同，新殖民主义的主要特点是
，它表面上承认原殖民地
、附属国人民的独立权利，而实际上却采取种种欺骗手段 ，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
，对已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实行控制和渗透，为它们争夺世界霸权和势力范围服务
。它侧重于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 ，但也不排斥进行

军事渗透和侵略。”樊亢还阐述了战后帝国主义掠夺方式的几种变化：加强国家资本输出
，以“援助 ”为名为私人资本的扩张开路；跨国公司成为推行新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借助对现代科技的垄断控制掠夺发展中国家
”[10] 。

至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和政治格局发生剧变 ，加之市场经济迅猛扩展
，和平与发展渐成时代主题，学界对新殖民主义的认识出现了较大分化
。一种明显的倾向是：部分学者不愿承认存在新殖民主义。例如 ，有学者认为
，殖民体系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后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实际上是后殖民主义初期的

表现之一，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还有人主张
，不应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诸多不平等现象说成是新殖民主义的体现，而应从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的角度加以解释
。但大部分学者仍然承认新殖民主义的存在 ，他们的基本观点与传统观点相近
，但认识与研究的广度
、深度均有了较大发展。例如，张顺洪等撰写的《英美

新殖民主义》一书从若干角度对新殖民主义进行了评论 。关于新殖民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他们指出：新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延续
。二战后 ，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殖民帝国纷纷瓦解。在殖民撤退中，殖民主义者千方百计把老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转化 ，企图对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继续进行控制、干涉与掠夺
，保持新生国家对原宗主国的依附性，维持旧的国际不平等关系和国际经济旧秩序 。老殖民主义的终结是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斗争力量日益强大的结果
。而新殖民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和世界进步力量尚不十分强大的结果。关于新殖民主义的统治形式 。他们认为 ，新殖民主义不是进行武力征服和直接的殖民统治
，而是承认政治独立，采取各种方式尤其是掩蔽的方式进行间接支配 ，达到控制 、干涉与掠夺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目的
。在一定情况下也会进行武力干涉。关于新殖民主义产生的原因 。认为新殖民主义是由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本质决定的，是垄断资本主义对外关系的一种体现
。垄断资本追逐高额利润
，控制市场
、原料和投资场所，要做到这些 ，就必须对已取得政治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形形色色的控制。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也是新殖民主义的一个前提 。二战后独立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仍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
，这就为昔日的殖民列强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了条件
。

关于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主 、客体问题。认为，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主体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而客体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仅是那些有?新殖民政权 ”的所谓“新殖民地”) 。他们不同意关于美国是新殖民主义
，英法比等老牌殖民国家是老殖民主义的说法，认为昔日的宗主国在殖民地独立后也推行新殖民主义。另外 ，“集体新殖民主义
”也是客观存在
，欧共体采取共同行动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就是一种表现[11]
。

国外学术界也注重对新殖民主义的研究。许多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对新殖民主义的理解与中国较接近，典型的代表是加纳前总统恩克鲁玛 。他认为 ，二战后
，旧殖民体系受到沉重打击而无法维持，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壮大 ，为了使殖民主义适应西方失去政治霸权的新局面，西方列强采取种种手段(包括控制国际市场和操纵商品价格；高利率；“经济援助”；“无形贸易 ”；文化渗透等)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控制
。新殖民主义控制下的国家在理论上讲是独立的．
，但其经济制度
、政治政策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受到外力的严重影响和支配 ，从而加大了这些国家与富国之间的差距。恩克鲁玛指出：新殖民主义不仅是一种制

度和统治形式
，也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它是“帝国主义最后的 ，也许是最危险的阶段 。
”[6]

西方学者对新殖民主义问题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在对新殖民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上
，许多学者与东方学者的观点是相通的。他们认为：新殖民主义是在旧殖民体系解体和非殖民化运动取得成功后，西方发达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实行间接统治的一种方式(或者体系、制度等) ，是殖民主义在新时期的继续和发展 。但他们的表述和侧重有所不同
。例如
，科林·利斯在《肯尼亚的欠发达；新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指出：新殖民主义本质上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大众受到外国资本。通过非直接殖民统治的方式进行支配的一种体系 。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则说：“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一种凭借强权来直接进行统治的制度，那么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让予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
。”[11]

关于新殖民主义产生的历史原因。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战后非殖民化和社会主义运动方兴未艾 ，旧殖民统治体系土崩瓦解
，为了保持发达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以往存在的经济关系 ，并防止它们脱离资本主义轨道，必须由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去替代[日殖民主义 。另有学者对此加以补充
，认为：此时，长期的殖民统治已经把非西方国家纳入世界市场 ，成为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分割的外缘部分
，仍处于欠发达状态。因此，西方国家即使不再对它们进行直接统治 ，也能保障其经济利益
。新殖民主义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应运而生的。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他们主张：许多新独立国家很难对其政治和经济结构进行彻底改

造，从而为新殖民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其原因是：它们韵支柱性产业都为外国所控制；它们的统治阶层为了个人私利而愿意继续保持甚至扩大与外国资本的合作[6]
。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新殖民主义在新独立国家得以产生延续的阶级基础——帝国主义与本地资产阶级的联盟。 “后殖民主义 ”是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
”之后的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对“落后”民族和国家进行文化围剿和文化渗透的一种侵略政策 ，因而在理论上常常表现为一种文化殖民主义 、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依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
，只有西方先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而非西方的“落后 ”民族的文化则常被贬称为边缘文化
、愚昧文化
。正是在这个所谓“落后
”文化被不断沦为他者化的时代 ，西方文化霸权逐渐代替了西方以往对第三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直接控制
，因而，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就成了“后殖民时期长期政治冲突”的主要内容。 （注： Edward Said, "Third WorldIntellectuals and Mctropolitan Culture," Raritan 23.3 (1990), p.31.）严格地说 ，后殖民主义是个含混的概念，通常有两个指向
，首先是指一种理论思潮，其次才是一种有别于殖民地宗主国正统文文学的写作 。

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其实就是指萨伊德、斯匹瓦克和巴巴这样一些西方理论家对殖民地写作／话语的研究
。其理论根源主要是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一些批评概念；所谓后殖民地文学也就是欧洲殖民地诸国的文学 ，用以区别其与“主流文学 ”的不同。后殖民地文学内蕴复杂
，不同的国家有着自己固有的传统和对殖民主义的认可和接受程度，这就决定了研究视角和批评策略的多样性 。从研究方法来看 ，该流派具有解构主义 、女性主义、精神分析
、马克思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方法特征
，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打破学术界限的倾向
。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那些目前在英美的主要大学任教的第三世界的后裔。这些学者同时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以第三世界批评家自居 ，不断向主流文化发起攻击
，从而为自己寻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他们又沾沾自喜 ，俨然以第一世界学术圈的成功者的面目活跃在学术舞台上 。无论萨伊德 、斯匹瓦克还是巴巴都是如此
，都经历了从一开始默默无闻到在学界崭露头角这样一个艰苦创业的过程。

后殖民批评话语的出现，可以说是西方理论界首次把非西方的文化事实作为理论研究的主题并形成热点 ，使历史未曾受到质疑的西方中心理论在跨文化语境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由于这一理论所操持的是西方最时髦的思想武器，其中包括福柯
、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等。因此
，西方学术界不可能像以往对待第三世界文化的态度那样对其熟视无睹 。

在不休的争论中，后殖民主义理论异军突起 ，在理论界独树一帜
，成为当今文学批评中的一支生力军
。在这一理论思潮的影响下，文学研究的兴趣也明显发生了偏移。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也被得以重新解释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崛起与发展是在一种庞杂繁复的精神氛围中进行的
。当今世界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化或多极化的世界。当代世界文化已经不可能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 。处于后冷战时代的今天 ，民族文化的差异整合性将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探视不同文化的属性问题、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具有的一种共同倾向。他们在重视区域文化 、地方性文化的同时
，还保持了对欧洲中心主义和父权中心主义的批判 。从此意义上讲，后殖民主义确乎可以对当代复杂的文化现象作出某种文化阐释 ，也可以透过现代杂色纷陈的文化帷幔进一步窥视多元文化的质地
。

没想到,还有人和我一样和找相关的参考文献:

About Translation P. Newmark

《论翻译》

A Practical Guide for Translators G. Samuelsson-Brown

《译者实用指南》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Wordface A. Chesterman & E. Wagner

《理论对译者有用吗？象牙塔与语言工作面之间的对话》

Corpora in Translator Education F. Zanettin et al.

《语料库与译者培养》

Corpus-based Approaches to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S. Granger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对比和翻译研究》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Ⅱ,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T. Hermans

《跨文化侵越——翻译学研究模式（Ⅱ）：历史与意识形态问题》

Electronic Tools for Translators F. Austermuhl

《译者的电子工具》

Intercultural Fau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Ⅰ,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M. Olohan

《超越文化断裂——翻译学研究模式（Ⅰ）：文本与认知的译学研究》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A.Pym

《翻译史研究方法》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 Orented Text Analysis(Second Edition) C. Nord

《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
、方法及教学应用》（第二版）

The Translator’s Turn D. Robinson

《译者登场》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J.S. Holmes

《译稿杀青！文学翻译与翻译研究文集》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

Translation and Empire :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D. robinson

《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ies Explained P.Fawcett

《翻译与语言：语言学理论解读》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lation as Analysis M.G. Rose

《翻译与文学批评：翻译作为分析手段》

Translation and Nation : 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ness R. Ellis & L. Ley-Brown

《翻译与民族：英格兰的文化政治》

Translation and Norms C. Schaffner

《翻译与规范》

Translation and Norms C. Schaffner

《翻译
，权力，颠覆》

Translation Today: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G. Anderman & M.Rogers

《今日翻译：趋向与视角》

Unity in Diversity? 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 Bowker et al.

《多元下的统一？当代翻译研究潮流》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D. Robinson

《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

以上全是外研社的,建议你挑几个.千万别全写上,一定穿帮

关于“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的不同
”这个话题的介绍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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