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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1日),本名杨英 ,小字阿?,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人 。隋朝第二位皇帝(604年—618年在位),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嫡次子。
美姿仪,少聪慧 ,初封雁门郡公。开皇元年(581年),册立为晋王,参与灭陈朝 ,阴谋夺宗 。开皇二十年(600年),册立为皇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正式即位。在位期间 ,在前人修的众多运河基础上疏浚修隋朝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迁都洛阳。
改州为郡 ,又改度量衡依古式;频繁发动战争,西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滥用民力 、穷奢极欲 ,引发全国范围农民起义,天下大乱,导致隋朝崩溃覆亡 。
杨广为迎合文帝的心意提倡节俭,伪装出生活俭朴 ,不好声色的样子。每当文帝到他府中,就把浓装艳抹的姬妾锁进里屋,只安排几个又老又丑的妇人 ,穿着粗布衣服,在左右侍侯,文帝见了以为杨广像自己 ,十分称心。
公元604年7月,文帝病重卧床,杨广认为登上皇位的时机已到 ,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杨素,请教怎样处理将要到来的文帝后事 。杨广得到安插在文帝周围的爪牙的密报,忙与大臣杨素商量后 ,带兵包围了皇宫,赶散宫人,逮捕了柳述、元岩,谋杀了文帝。
600年 ,被册立为皇太子。604年,正式即位 。在位期间,修隋朝大运河 ,营建洛阳、迁都洛阳,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频繁发动战争,加之滥用民力 、穷奢极欲 ,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618年,宇文化及发动江都兵变,杨广为叛军所缢杀。
身死国灭的历史记录:
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 ,杨广从洛阳去江都 。次年四月,李密率领的瓦岗军逼围东都,并向各郡县发布檄文 ,历数杨广十大罪状。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在晋阳起兵,同年十一月攻入长安,拥立杨侑为皇帝 ,遥尊杨广为太上皇。
杨广在江都却越发荒*昏乱,命王世充挑选江淮民间美女充实后宫,每日酒色取乐;又引镜自照 ,预感末日将到,锐意尽失的杨广晚年常引镜自照,对萧后和臣下说:“好头颈 ,谁当斫之! ”
大业十四年三月丙辰日(618年4月11日),杨广见天下大乱,已心灰意冷 ,无心回北方,命修治丹阳宫(今南京),准备迁居那里 。从驾的都是关中卫士 ,他们怀念家乡,纷纷逃归。这时,虎贲郎将元礼等,与直阁裴虔通共谋 ,利用卫士们思念家乡的怨恨情绪。
推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杨广闻变 ,仓皇换装,逃入西阁。被叛军裴虔通、元礼、马文举等逮获,杨广欲饮毒酒自尽 ,叛军不许,遂命令狐行达将其缢弑,时年五十岁 。杨广造成的大乱 ,使华夏人口锐减到两百余万户。
姓杨的名人有哪些?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古代治国的至理名言。无论是谁 ,要想治理好国家,要想建功立业,必须掌握好这条原则,做事适度 。一个再聪明有为的帝王 ,如果一切不从实际出发,不考虑百姓的负担能力。不愿听到真实情况的反映。做事过度,一意孤行 ,就会事与愿违,落个可悲的下场 。
隋炀帝杨广提起隋炀帝杨广,人们都知道他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 ,隋文帝开创的一统江山,就断送在他的手中。其实,隋炀帝时期 ,还是多有建树的。他的主要问题,是不切实际地好大喜功,张弛失度 ,并且过分奢靡,拒谏饰非,终于重蹈二世而亡的覆辙 。
从少年起,杨广就历负重任 ,有些功业。乘兄长杨勇有失检点之机,杨广以矫情得宠,以离间栽赃等手法夺得太子之位。在杨坚病危 ,准备重置太子的危急关头,杨广以果断凶狠的动作,抢登皇位 。
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子 ,又名杨英,小字阿。他生来眉清目秀,容貌出众 ,气度也不凡。当其父杨坚还是北周大臣时,就因父功被封为雁门郡公。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又封为晋王 ,并担任并州(今山西太原市)总管 。这时杨广才13岁。
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杨广被任命为伐陈的最高统帅,率领50余万大军,于次年灭掉了陈朝。隋军进入陈朝首都后 ,杨广诛杀了陈后主身边的施文庆等佞臣,又收图籍,封府库 ,资财一无所取,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方略与气度 。在以后的内征外战中,又多有功绩。
随着政治资本的增加 ,杨广想继承皇位的愿望滋长起来。只是杨坚当皇帝不久,就立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 。杨广明白 ,要夺取太子之位,必须讨得父皇母后的欢心,并且要有自己的亲信党羽的配合 ,按照这两条策略。他同杨勇展开了一场惊险残酷的争夺战。
杨坚是一个注意节俭的皇帝,独孤氏是一个嫉妒心极强,痛恨男子宠爱姬妾的皇后 。太子杨勇在这方面缺少心眼,我行我素。他有一套蜀人精工制作的铠甲 ,嫌不够华丽,又装饰上漂亮的花纹,杨坚见了后 ,自然很不高兴。他明目张胆地贪恋女色,把父母为他娶的嫡妻元氏冷落在一边,恰巧这位红颜薄命的元氏突遇心疾而亡 ,独孤皇后以为被杨勇毒死,更对他心存芥蒂 。冬至那天,杨勇大张旗鼓地接受百官的朝贺 ,引起了隋文帝的猜忌。父母都不喜欢这个太子,杨勇的太子地位开始动摇了。
杨广呢?要比杨勇聪明得多。为了博得父母的欢心,他只和王妃萧氏居处 ,一旦和后庭女子同居生了孩子便杀掉 。有时杨坚和独孤氏到杨广那儿去,他便把年轻美貌的姬妾藏起来,让年老丑陋的人穿上粗劣衣服出来服侍,故意弄断乐器上的弦 ,不拭灰尘,杨坚夫妇见杨广节俭而又不好声色,非常喜欢。每当父母派人来时 ,杨广和萧妃都亲自到门口迎接,并用丰盛的酒席招待,临走再送些礼物 ,来人回去后便在杨坚夫妇面前称道杨广仁孝。杨广还用同样的方式敬待朝中大臣,声望越来越高 。
与此同时,杨广开始离间陷害太子杨勇。他乘出任扬州总管、入宫辞别母后的机会 ,跪在独孤氏面前痛哭流涕,好像离开父母心里非常难过,又好像受了很大的委曲 ,说:“我平时以至诚对待兄弟,不知为啥得罪了太子哥,早晚要遭毒手,死在他手里!”独孤氏联想起太子的种种劣迹和杨广平日的好处 ,表示要为杨广做主。在窥测了母后的心思后,杨广又接受亲信宇文述的建议,用金钱贿赂深得文帝宠信的大臣杨素 。杨素一方面在文帝夫妇面前称誉杨广 ,攻击杨勇,促文帝废勇立广;另一方面,在朝中大肆活动 ,广造舆论,诽谤太子,甚至还用阴阳天文之术 ,说明太子当废,并且诬陷太子将要谋反。于是,文帝对太子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太子惊慌失措 ,试图用迷信办法摆脱厄运,这又给杨素提供了图谋不轨的把柄 。文帝大怒之下。将杨勇废为庶人。
杨勇被废不久,杨广如愿以偿,被立为皇太子 。
仁寿四年(604年) ,文帝病卧仁寿宫。杨广与尚书仆射杨素 、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入宫侍疾。杨广急不可耐,递信杨素问如何处理后事,不料杨素的回信被送到文帝手中 ,文帝看后非常生气。这时文帝宠幸的宣华夫人陈氏入侍,杨广在门外遇见后动了情欲,动手逼奸 。文帝听知大怒 ,悔立杨广,命柳述、元岩速召杨勇进宫,想重置太子。杨广得知这一消息后 ,立即命心腹宇文述 、郭衍率东宫卫士包围皇宫,撤换文帝的卫士,赶走服侍文帝的后宫姬妾。据说又派人入宫杀了文帝 ,并矫诏囚禁了柳述、元岩,杀掉杨勇 。这年七月,杨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元大业。
杨广即位后 ,曾对文帝晚年的一些朝政有所革新。同时,凭借文帝创造的丰实国力,掘长堑 ,建东都,修驰道,筑长城 ,开通大运河,这些大都有利于国计民生,但行之过急 ,超出了人民的负担能力 。至于广治宫室、巡幸天下 、荒*无度等行为,则纯粹是蠹政害民之举了。
杨广即位之初,在内政方面 ,颇有一些善举。
刚办完文帝的丧事,他就下诏免除妇人和奴婢、部曲的课役,男子成丁服役的年龄由21岁改为22岁 。大业二年(606年),遣使者10人并省天下州县 ,改变以前“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情况。次年,又改州为郡 ,地方行政机构成为郡、县二级制。在科举方面,创立进士科,扩大了选人渠道 。恢复文帝时一度取消的国子监 、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整理、保存图书典籍 ,并创经 、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针对文帝末年法令峻苛的情况,修订法律,史称《大业律》 ,与《开皇律》相比,虽立法技术不甚高明,但更为轻简 ,除去了“十恶 ”之条,“五刑”改重就轻的条款有200余条。
古人伐树为了巩固隋王朝的统治,消除分裂割据,他凭借文帝时坚实的国力基础 ,修建了一些大工程 。
仁寿四年(604年),杨广调发数十万丁男,修建了一条自山西龙门 ,越黄河而达上洛(今陕西商县)的弧形长堑。大业三年(607年),发河北丁男开凿太行山,修驰道 ,达并州;又从榆林东至涿郡(今北京市)修筑长达3000里、宽百步的御道。同年七月,又调丁男百余万,修筑西起榆林 ,东至紫河(今山西平鲁县)的长城,次年又发20万丁男,再修长城 。
隋朝都城长安 ,地偏西北,政令不易远达四境,对东方的控制更是鞭长莫及:洛阳古号中州,地处全国中心 ,可以控制山东,威服江南。而且,当时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物产有限 ,各地物资供应长安,漕运艰难,耗费很大;洛阳四通八达 ,“水陆通,贡赋等”。为此,早在秦汉时期 ,洛阳就不时成为帝王都居的理想地方 。杨广即位后,凭借文帝积累下来的丰厚财富,动用了200万民工 ,营建洛阳,以为东都。这项工程从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到次年完工。东都的建成,在当时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的过程中 ,使国家的政治布局趋中,物资调动平衡 。
当时修建的最大工程,是举世闻名的大运河。早在开皇四年(584年) ,隋文帝命宇文恺率水工修广通渠,由大兴城(今西安)至潼关,长达300里。大业元年(605年) ,炀帝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征调河南 、河北的100万民工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到黄河,进入黄河后 ,利用黄河的一段河道直达板渚(今河南汜水东),从板渚再引黄河水南流,入汴水 ,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以东引汴水入泗水,最后达淮水,同时征调淮南民1220余万,整修早在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 ,使淮水直达长江 。大业四年(608年),开凿永济渠,动用百万民工 ,引沁水南达黄河,北到涿郡。大业六年(610年),征调10多万民工 ,开通从京口到余杭的江南河。这样,历时6年(不算文帝时的广通渠),以洛阳为中心 ,北起涿郡,南到余杭,全长5000多华里的大运河 ,全部开通。大运河的开通,使南北贯通一气,成了以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 。
如果说,以上这些工程 ,虽然极大地消耗了隋朝的财力,过度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工程本身 ,又都具有积极作用的话,隋炀帝广治宫室,巡游天下 ,荒*无度的诸种行为,则基本上属于蠹政害民之举了。
早在营建东都洛阳之时,杨广就命宇文恺 、封德彝于城西营造显仁宫 ,发大江南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以及海内花草禽兽,充实花园。又在城西筑西苑 ,周围200里,其内有海,周围10里,海内修蓬莱、方丈 、瀛台3座神山 ,苑内及海内的建筑布置,穷极华丽 。杨广居玩一段后,即生厌烦。他让人准备了许多山川地图 ,亲自观看,寻找建筑宫室的理想之地。史书上说他“无日不治宫室”,一处处豪华的离宫别墅拔地而起 。
与前代有些帝王贪恋京师、不愿离开一步不同 ,炀帝生性好动,喜欢游玩,而且方式要经常变换。他即位的第一年(605年) ,就坐船去游江都,第二年四月才回到洛阳:大业三年(607年),北巡榆林 ,直至突厥启民可汗帐;大业四年(608年),又到五原,出长城巡行到塞外;大业五年(609年),西行到张掖 ,接见西域使者;大业六年(610年),再游江都;大业七年到十年3次亲征高丽;大业十一年(615年),又北巡长城 ,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解围回来的第二年,又三游江都。直到灭亡,仍是马不停蹄地到处巡游 。在位期间在京城的时间 ,还不足一年。他多数的出巡,主要是为了游玩,且每次出巡 ,气派大得惊人,花样不断翻新。如第一次游江都,造大小船只数千艘 ,皇帝坐的龙舟和皇后坐的翔螭舟,规模之大,装饰之华丽,令人叹为观止 。妃嫔以及王公贵族等乘坐的船只 ,也都按规格装备,耗资巨大。出巡时,共用挽船士兵8万余人 ,一路上舳舻相接200余里,骑兵沿运河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 ,500里内都要贡献食物,水陆珍奇,佳肴美馔 ,吃不了的,多在临行时埋掉。杨广就在这仪仗千里,倾动天下 ,靡费资财的巡游中,空度了他做皇帝的时光 。他曾讥笑那些深宫常坐的南朝帝王不能到各地与百姓相见,其实他到处游幸,并不是为了与百姓相见 ,而百姓付出的代价,不知要比他老老实实在京师享乐大多少倍!
杨广本来是一个好色之徒。早年为了迎合母后的心态,谋取太子的地位 ,不得不加以掩饰。平陈朝时,听说陈后主贵妃张丽华色冠江南,惟恐不能到手 ,一反往日不喜女色的矫态,急令先锋留人,可惜被高颎杀掉 ,杨广从此怀恨在心,最终赏了高颎一刀 。父皇病危之时,侍疾中企图逼奸宣华夫人 ,因此差点断送了皇位。即位后,宣华夫人以为自己惹恼了新皇,必死无疑,不料炀帝派人送来“同心结 ” ,当晚二人就同床共枕了。炀帝的后宫中,除了萧皇后和众多的贵人、美人外,还有在西苑的16院夫人和宫女数千人 。大业八年(612年) ,命江都郡每年挑选姿质端丽的童女送入宫中,无论在两都宫苑中,还是在巡游途中 ,炀帝都要携带她们寻欢作乐。末年住在江都,仍命王世充选江淮美女送到宫中,宫中有100多房 ,各房美女无数,炀帝让各房轮流做东,盛排酒席 ,他同萧后每日都去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一直到宇文化及把刀架在脖子上。
为了扩展帝国的疆域,杨广以经济和军事两手 ,四面出击 。他对西域的大规模经营,既有安边通商之利,又充满虚荣与靡费。3次讨伐高丽 ,则纯粹是穷兵黩武之举,并直接引发了国内的动乱。
炀帝刚即位的大业元年(605年),北方的契丹族侵犯营州 ,炀帝命通事谒者韦云起发突厥兵讨击 。东突厥启民可汗发骑兵2万,交由韦云起使用。韦诈称欲向柳城(即营州)与高丽交易,契丹没有注意 ,韦乘机偷袭,大获全胜。这次没有动用隋朝军队的意外胜利,引起了本来就好大喜功的杨广的兴趣 ,也引发了他四出扩张的欲望。
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开始大规模经营西域 。
当时西域诸国商人多至张掖与隋朝贸易,这项工作由黄门侍郎裴矩负责。裴矩留心访问西域诸国的山川形势 、物产风俗等,并撰写《西域图记》3卷。上奏炀帝 ,声称以现在国家的威德,经营西域易如反掌,只是西突厥和吐谷浑控制这些国家 ,使朝贡不通 。现在西域诸国都通过商人向我们表示诚意,如果我们进行安抚,派人出使 ,不动兵戈就能定西域,吐谷浑、西突厥就能消灭。炀帝听了裴矩的奏言,十分高兴 ,并唤起了他远慕秦皇汉武之功的雄心。他派裴矩回张掖,用重金引诱西域诸国来朝 。此后,西域诸国相继往来 ,所经州县,送往迎来,靡费动辄以万计。
为了打通与西域交往的渠道,大业四年(608年) ,炀帝派司朝谒者崔君肃会见西突厥处罗可汗,处罗遣使进贡汗血马。次年,炀帝巡陇右 ,处罗未来相会,炀帝采用裴矩的谋略,使其部下射匮击败处罗 ,处罗降隋朝 。除掉了经营西域的一大障碍。大业五年(609年),炀帝派宇文述、杨雄大败吐谷浑,其王伏元逃窜山谷 ,隋朝在其地置西海 、河源、鄯善、且末4郡,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商贸基本打通。随后,炀帝派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 ,率军出玉门关击伊吾,伊吾投降,薛世雄遂留兵干余人戍守伊吾 。
中原与西域的交通畅通后,炀帝于大业五年(609年)西巡至燕支山 ,高昌王和西域27国使节同来谒见,炀帝让他们佩金玉,披锦厨 ,又强逼武威、张掖士女穿上艳丽的衣服,乘坐漂亮的车马前来观看,由地方官负责督察。接见时 ,方圆数十里,人山人海,车马填塞 ,以此向西域人夸示中原的富有。大业六年(610年)正月,西域诸国酋长毕集洛阳,炀帝命在端门大演百戏 ,戏场周围5000步,使人都穿锦绣缯彩,歌舞者穿妇人服,鸣环佩饰以珍贵的羽毛 ,达3万人,声闻数十里,从傍晚直至第二日清晨 ,彻夜不停,灯火光烛天地,一连折腾一个月。自此 ,习以为常,而且越演越烈,国家每年仅此项耗费达亿万 。西域商人请求入洛阳市作交易时 ,炀帝又命排场一番,店肆檐宇,整齐划一 ,盛设帷帐,珍货充积,卖菜的小贩也要使用贵重的龙须席,以至用绵帛缠在树上表示豪华。西域商人过酒食店 ,便请进去饱餐一顿,分文不要,并且要说:“中原丰饶 ,酒食从不要钱!”
如果说,对西域的经营,主要作用还是互利 、进步的话 ,炀帝对高丽的三次讨伐,则纯粹是穷兵黩武,给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高丽是隋朝东北最强的邻国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 ,高丽曾侵扰辽西,被隋朝的辽西总管韦冲打退。由于高丽的领土扩展到辽河并曾侵扰营州,隋文帝曾派汉王杨谅率军征伐高丽 ,但一败即收兵,没有再伐。到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巡幸东突厥启民可汗帐,恰巧高丽使者也在 ,按裴矩的建议,炀帝胁迫高丽王高元入朝,高元拒绝不至 ,炀帝便以此为借口,大兴讨伐之举 。
大业四年(608年)至大业七年(611年),炀帝为讨伐高丽 ,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开洛口至涿郡的永济渠以通漕运;在涿郡营建临朔宫,作为炀帝亲征的指挥所;命幽州总管元弘嗣到东莱郡(今山东莱州)督造了300艘大海船,船工昼夜立于水中 ,不敢稍停,自腰以下,无不生蛆 ,役死者达十分之三四;命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戎车5万辆,送到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作为陆路运输工具;命各军府大造兵器,务求精新 ,滥者立斩;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令天下富人按其资产买马备战,一匹马价值10万钱。
临战前夕的大业七年(611古松年) ,炀帝亲至涿郡临朔宫,诏各地陆军,不分远近 ,都到此集中,又征发江北水手1万人,弩手3万人 ,岭南排镩手3万人,充当水军 。与此同时,调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只 ,转运黎阳仓和洛口仓的粮米 、兵甲到涿郡,舳舻相接千余里,往返于路者数十万人,昼夜不绝 ,死者不计其数,填塞于道,臭秽盈路;又发山东一带车牛和民夫 ,运米积于泸河(今河北东北部)、怀远(今辽宁朝阳东)二镇。仅车夫就有60多万。2人共推3石米,因道路险远,3石米还不够充路粮 ,至镇已无粮可交,只好逃亡 。百姓耕稼失时,土地荒芜 ,财力俱竭,长白山(今山东章丘)王薄领导的农民起义,也就在这一年爆发了。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 ,炀帝开始了对高丽的第一次战争。隋军130万,号称200万,分24军,另有炀帝亲率的6军共30军。转运粮食的民夫又倍于此数 。第一军出发后 ,每天发一军,相隔40里。经过40多天,才从涿郡出发完毕。前后相继 ,千里不绝 。这是陆军主力。另外,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的水军,从东莱海口出发 ,指向浿水,接应陆军。来护儿的水军进到距高丽首都平壤60里的地方,打了一个胜仗 ,乘胜进攻平壤城,纵兵掳掠,被高丽伏兵击败 ,4万人的队伍只剩下几千人,逃回到船上,仓皇撤退 。陆军则在大将宇文述、于仲文的率领下,渡过鸭绿江 ,行进中兵士不堪兵器粮饷负担之重,偷偷扔掉粮食,才到中途 ,粮饷已尽;高丽大将乙支文德采用诱敌深入战术,隋军攻到距平壤30里的地方,无力再战 ,只好退回,退到萨水遇高丽军痛击,右屯卫将军辛世雄被打死 ,隋军兵败如山倒,渡江的30万人仅有3000人逃过鸭绿江,军资器械丢失殆尽。第一次对高丽的战争彻底失败。由于这次出征给国内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如齐郡王薄 、孟让,北海郭方预,清河张金称 ,平原郝孝德,河间格谦,渤海孙宣雅等 ,多者数十万人,少者数万,已给隋王朝造成严重威胁 。
大业九年(613年) ,不甘心失败的炀帝发动第二次对高丽的战争。军事部署基本与第一次相同,炀帝坐镇辽东,由宇文述、杨义臣等进趋平壤 ,来护儿率水军出东莱。但正当陆军到达前线,水军尚未起程时,隋朝贵族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于黎阳发动叛乱 ,围攻东都洛阳 。炀帝得知后惊慌失措。赶忙从前线撤军,回救洛阳,军资器械等全都丢在高丽战场上,二征高丽又未成功。
两次进攻高丽的失败 ,国内农民的起义和统治集团的内部叛乱,使隋王朝元气大伤。但炀帝不达目的,不肯罢休 。大业十年(614年) ,又发动第三次对高丽的战争。这年七月,来护儿的水军在平壤附近击败高丽军,高丽不想再折腾 ,遣使讲和,炀帝也感到自己无力再战,就借此收兵。但后来 ,当他招高丽王入朝不至时,又准备四伐高丽,不过其时国内的形势已不允许他再对高丽穷兵黩武了 。
炀帝天赋不差 ,也有一定的文武才干。但他刚愎自用,拒谏饰非,远忠近佞,不愿也听不到真实情况。在各地农民起义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纷纷叛乱中 ,隋朝的一统江山土崩瓦解 。在宇文化及的逼迫下,他自缢于江都,“但求死看扬州月 ,不愿生归驾六龙”了。
在封建帝王中,隋炀帝可算小有聪明,略具文采。他对自己的才学非常自负 ,曾对侍臣说:“天下都说我是凭借世袭而有四海,假令让我与士大夫平等选拔的话,我也应为天子 。 ”他经常与当时的文士计较高下 ,妒贤嫉能,高出自己者,总要想法收拾掉。如内史侍郎薛道衡 ,早在北齐时,才名就冠绝南北,每有新作,上至南朝陈后主 ,下至一般文人,竞相吟诵。他的才名遭到炀帝嫉恨,当他被诬杀时 ,炀帝得意地讽刺说:“你还能作‘空梁落燕泥’的佳句不?”著作佐郎王胄,文辞为天下称道,被杀时 ,炀帝一边诵其佳句“庭草无人随意绿”,一边问:“你还能作此语吗? ”
炀帝不仅嫉贤妒能,而且把自己的聪明才智 ,主要用于拒谏饰非上,他曾露骨地对秘书郎虞世南说:“我生性就不喜欢人进谏,那些威望高的人为了显名而进谏 ,我一听就烦 。至于地位低下者,我虽能容忍一时,但终不能让他活在世上,你知道吗?”尚书仆射高颎 ,是隋朝名臣,无论在文帝时还是在隋炀帝时都多所建树。他见炀帝纵欲声色,大兴土木 ,就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帝(指北周皇帝)好乐而亡,应接受教训,怎么还可以这样?”炀帝对突厥启民可汗恩礼太多太厚 ,高颍深为国家担忧,对太府何稠说:“启民可汗知中国虚实及山川地形,恐为后患。 ”礼部尚书宇文 ,光禄大夫贺若弼,也同意高颎的意见,炀帝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杀了三人。三征高丽后 ,炀帝又要去东都游玩,太史令庾直说:“陛下连年征高丽,百姓困敝,应镇抚关内 ,使百姓尽力农桑,喘口气,然后再去东都 。”炀帝便杀了庾直。大臣们见炀帝如此拒谏 ,也就不敢再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只好随声附和,任其所为。
不听忠直之言 ,疏远忠直之士的另一面,是炀帝被一帮凶残歹毒 、贪得无厌、阿谀奉承之徒所包围 。如被炀帝宠信的大臣杨素,虽有文武之才 ,但十分残暴贪婪,住宅一再修饰,极其华丽 ,邸店、水硙 、田宅以千百数计,家僮数千,后庭姬妾穿锦绣之服者千数,因他专会奉迎主上 ,虽有人检举,也曾引起过炀帝猜忌,但还是安度一生。杨素的弟弟杨约奉炀帝之命亲手缢杀了太子杨勇 ,炀帝高兴地对杨素说:“你弟弟果堪大用。”没几天,就封为内史令 。曾帮炀帝夺嫡的宇文述,极善察言观色 ,随从炀帝巡游,常以奇异之物进献,因而备受恩宠。郭衍为迎合炀帝 ,竟劝炀帝每隔5日一视朝,以免被政事累着,炀帝不以为奸 ,反以为忠,说:“唯有郭衍心与我同。 ”尤其是在巡游中,凡搜括进献多者,炀帝就赏升 ,反之则贬降 。最后一次游江都,江淮一带地方官来谒见时,炀帝仍然是专问礼饷丰薄 ,丰则超升,薄则停职。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升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 ,迁江都郡丞。上有所好,下必行之,于是各地郡县肆无忌惮地刻剥百姓 ,竞相贡献,自己也趁机从中贪污受贿,政治日益腐败 。
由于炀帝远贤近佞 ,拒谏饰非,不愿也听不到多少真实情况。他统治初年,农民起义已经爆发,之后 ,更是风起云涌。他晚上睡不着觉,要几个妇人摇抚着才能入眠。即使这样,他还是要自欺欺人 ,只要臣下说盗贼少就喜欢,反之,就很不高兴 ,轻者贬官,重者杀头 。内史侍郎虞世基见炀帝恶闻盗贼,凡诸将及郡县向朝廷告急求救的奏章 ,都加纂改或扣押,只对炀帝说:“一些狗窃鼠盗之徒,很快就会剿灭 ,陛下不用担心。”炀帝乐意听这样的语言。这样,起义者遍布海内,朝廷仍麻木不知 。
到大业末年,炀帝终于认识到形势有些不妙。为了避开农民起义的锋芒 ,他再次南游江都。许多朝廷大臣都知道,他这时候去江都,怕是一去难返了 ,但谁也不敢明说 。在宇文述等人的劝促下,炀帝留下越王杨侗留守东都,自己去了江都。
在江都一年多时间里 ,农民军杜伏威向江淮逼进,攻克高邮,占据历阳。中原的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也击溃隋军主力张须陀、裴世基等 。他们传檄周围郡县 ,揭露炀帝的种种罪状,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 ,流恶难尽。”(意思是:把南山的竹子都砍了做毛笔,也写不完炀帝的罪恶;把东海的水放出来冲刷炀帝的罪恶,也冲刷不尽。)炀帝派王世充率江淮劲旅与留守东都的越王侗继续与瓦岗军对抗 。这时,许多隋朝将官 ,见隋朝气数已尽,也纷纷起兵自立。炀帝完全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了。
在深感末日来临之际,炀帝仍然要及时行乐。他与萧后说:“现在许多人都想推翻我 ,然而我最差也不失为长城公,你也不失为沈后(指亡国后的南陈陈叔宝和沈后),咱们还是饮酒取乐吧!”一天 ,他又照着镜子,悲观地对萧后说:“好头颈,不知谁来砍掉它! ”还准备了毒药带在身边 ,准备危急时吞服 。
但是,炀帝最后的下场,既没有像陈后主那样做个长城公 ,也没有把毒药派上用场。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炀帝见天下大乱,无法挽回,命修治丹阳宫(今南京) ,准备迁居那里。从驾的都是关中卫士,他们怀念家乡,纷纷逃归 。这时 ,虎贲郎将司马德戡 、元礼,与直阁裴虔通共谋,利用卫士们思念家乡的怨恨情绪 ,推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宇文化及逼缢炀帝。这个奢侈腐化一生的帝王 ,死后连个像样的棺材也没有用上,由萧后和宫人拆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偷偷地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宇文化及率众离开江都后 ,江都太守陈棱将炀帝改葬于江都宫西的吴公台下 。唐朝平定江南后,于贞观五年(631年),移葬于雷塘(今扬州市北15里雷塘南平冈上,南距吴公台10里)。后人做诗嘲讽说:“君王忍把平陈业 ,只博雷塘数亩田。”意思是,隋炀帝早年平定陈朝,统一南北 ,功业很大,只因荒*残暴,葬送了一统江山 ,自己死后只落得几亩雷塘田葬身了 。
郑成功抗清的故事
姓杨的名人有杨玉环、杨朱、杨坚 、杨广、杨国忠等。
1、杨玉环
杨玉环(719年6月22日—756年7月15日),号太真。唐朝时期后妃 、宫廷音乐家、舞蹈家、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追封齐国公杨玄琰之女 ,宰相杨国忠堂妹 。
性格婉顺,姿质丰艳,擅长歌舞 ,通晓音律。嫁给寿王李瑁为妃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奉命出家为女道士,后唐玄宗下诏让杨玉环还俗,并接入宫中 ,正式册封为贵妃。
2 、杨朱
杨朱(约公元前395-约公元前335 ),一说约公元前450-约公元前370,杨姓 ,字子居,魏国(一说秦国)人,中国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
杨朱主张“贵己” 、“重生 ” 、 “人人不损一毫”的思想 。是道家杨朱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见解散见于《列子》 ,《庄子》,《孟子》,《韩非子》 ,《吕氏春秋》等。
3、杨坚
隋文帝杨坚(541年7月21日—604年8月13日),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 。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隋朝开国皇帝 ,开皇元年(581年)至仁寿四年(604年)在位。鲜卑小字那罗延,鲜卑姓氏普六茹,杨坚掌权后恢复杨氏。
4、杨广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1日),本名杨英 ,小字阿?,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 。隋朝第二位皇帝(604年~618年在位),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嫡次子。
在位期间 ,在前人修的众多运河基础上疏浚修隋朝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迁都洛阳。改州为郡 ,又改度量衡依古式;频繁发动战争,西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滥用民力 、穷奢极欲 ,引发全国范围农民起义,天下大乱,导致隋朝崩溃覆亡 。
5、杨国忠
杨国忠(?—756年7月15日) ,本名杨钊,河中府永乐县(今山西省永济市)人。唐朝外戚、宰相 、自称东汉太尉杨震后代,张易之外甥,杨贵妃族兄。
清军入关 ,占据北京城后,又于顺治二年(1645年)消灭了明朝遗臣拥立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于是有明室血统的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 ,年号为“隆武” 。隆武帝封郑芝龙为建安伯,后加封平国公。郑芝龙带着当时21岁的郑森去拜见皇帝谢恩,在会面中皇帝问起该如何救国 ,郑森用南宋岳飞的话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隆武帝很赞赏郑森的对答 ,赐姓为明朝的国姓朱,改名为成功,并封忠孝伯 ,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郑成功22岁任南明隆武帝御营中军都督 。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攻克福建,唐王隆武皇帝遇害 ,在清大学士洪承畴的招抚下,郑成功的父亲认为明朝气数已尽,不顾郑成功的反对 ,只身北上向清朝朝廷投降。清军在这时掠劫郑家,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为免受辱于清兵,切腹自尽。“国仇家恨”之下 ,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小金门)起兵,旗帜上的称号是“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朱成功” 。永历三年(1649年)改奉南明永历年号,永历帝封他为延平郡王 ,故亦有称其为郑延平者。1651年到1652年在闽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等地取得3次重大胜利,歼灭驻闽清军主力。后挥师北取浙江舟山,南破广东揭阳 。顺治十二年(1655年) ,清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兵约3万入闽,会同驻闽清军,进攻郑军。郑成功利用清军不善水战的弱点,诱其出海作战 ,次年四月将其水师歼灭于厦门围头海域。在起义后的16年间,郑成功据地在现今小金门和厦门(当时为一小岛,并没有和大陆连在一起)一带的小岛 ,完全控制了海权,以和外国人做生意收集资金,筹备军力 ,并且深入内陆广设商业据点,收集许多有关清军与朝廷的情报,曾经几次起兵 ,也和清朝廷议和以争取时间恢复兵力 。期间,降清的郑芝龙在清庭的要求下多次写信给郑成功招降,清帝亦曾下诏册封郑成功为靖海将军海澄公 ,郑成功坚辞不受;顺治十四年(1657年),郑芝龙与郑成功私信被清廷截获,以通敌罪流徙郑芝龙于宁古塔。
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攻陷云南省城 ,永历帝危急。郑成功与鲁王的大将张煌言位牵制清兵,统率水陆军17万北伐,次年入长江 ,克瓜洲、镇江,围南京,并收复南京附近及安徽部分地区 。郑成功派张煌言去芜湖 ,守住这个南京以西的沿江重镇,郑成功自己则带兵进攻南京城。清朝镇守南京的是两江总督郎廷佐,此人非常狡猾 ,为拖延时间,等待援兵,便使了一个缓兵之计 ,假意要向郑成功投降,使郑成功放松了警惕,而暗中派人出城求援。七月二十三日拂晓,郑成功的军队遭到清军的袭击 ,伤亡惨重。郑成功率领余部退回厦门根据地 。郑成功撤退后,张煌言在安徽独木难支,也被清军杀得大败 ,化装逃回浙江,安徽及南京附近的地方又被清军占领。虽然在这次进攻中,郑成功因轻敌而功败垂成 ,但它动摇了清朝在东南的统治,也震动了北京清朝中央政府。
顺治十七年(1660年),郑成功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歼灭清朝福建总督李率泰和清将达素所率水师4万余人 ,军威复振 。
郑成功最重要的盟友——晋王李定国
若说郑成功一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与西南抗清领袖李定国的关系。
郑成功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 ,当世知名度远在李定国之上。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李定国是他生平最敬重之人,是他最亲密的战略盟友,还是他的至亲“老亲翁 ” ,一个是南明的西宁王(后封晋王),一个是南明的延平王(后封潮王),地位和影响力尚在定国之下 。(成功的侄女嫁给了定国长子 ,后来清兵大举进攻云贵,南明兵败与丈夫一起被杀)
郑成功生平最光辉的业绩,不是收复台湾而是抗击清兵 ,与李定国一个在云南广西,一个在东南沿海,频频给与清兵致命打击 ,支撑南明政权长达二十年之久,堪称擎天双柱;逼迫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为后来的“康熙之治”打下基础。
他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 ,但不只是因为他收服台湾,更是因为他顽强抗击清兵侵略,为南洋海外华人提供保护,创立“天地会”留下抗清火种 ,一直延续到数百年后的“同盟会 ”。
史学界论述李定国与郑成功关系的文章不少,大多是从他俩都坚持抗清,战绩远非其他抗清武装所能比拟 ,而且又书信往返,缔结为姻,故赞扬之词充塞史著 ,仿佛二人都是忠贞于复明事业 、共赴国难的佼佼者 。
但是,就历史事实而言,会师广东的计划是李定国制定的 ,在1653、1654年(顺治十年、十一年)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同郑成功东西夹攻,迈出收复广东 、重整山河的第一步。然而,这只是定国一厢情愿 ,郑成功并不想这样做。原因不是他看不到会师广东是南明中兴的关键一着,而是郑成功把以他为首的郑氏集团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研究郑成功起兵以后的整个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有大志的人,在明、清对峙 ,国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鉴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在政治影响上也无法同明、清两个并存的政权争夺民心(包括官绅) ,因此,他的策略是明 、清两方谁能让他独断专行,或者说割地自雄 ,他就奉谁“正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不愿成为“槛阱之中 ”的“虎豹”。所以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清朝若能信儿 ,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总之,只能“遥奉 ” ,不能“受制于人” 。这就是他和后来的郑经一贯提出的“比于高丽”的思想根源。
清廷多次招抚(郑方称为“和议 ”)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只给他高爵厚禄,决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能做一个“明臣” 。同样的道理 ,他的“始终为明”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服从明朝廷的调遣,恪守臣节。在东南沿海,隆武帝遇难后 ,他“始终为唐 ”(张煌言语),对近在咫尺的鲁监国以客礼相待,而且极力设法使原属鲁监国的兵将听命于己。对永历朝廷 ,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奉永历正朔的原大西、大顺军和其他抗清势力能支撑下去,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员 ,借以减轻自己的压力 。另一方面,他是很有政治头脑的,预见到如果应定国之约出动主力东西合击 ,必胜无疑,随之而来的是闽粤兵连一体、地成一片,遥相呼应的局面就要改观。
郑成功不会不考虑到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将受到很大限制,军政大事要禀承于朝廷 ,否则就难逃僭越之议。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爵位和声望上都略逊于李定国,加以李定国同永历朝廷的关系比他更密切 ,这些因素必然在郑成功的深谋远虑之中 。所以,无论李定国制定的战略如何正确,也不管定国为了实现南明中兴对他怎样苦心相劝 ,郑成功总像一根插在闽海地区的弹性钢条一样,外力的大小只能造成他左右摇晃的程度,最后还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南天一柱。明清之际最优秀的军事家李定国的悲剧在于:出滇抗清前期遭到孙可望的嫉恨 ,无法在湖广(今湖南 、湖北)、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回报是虚应故事 ,新会战败,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他所能做的只是效法诸葛亮“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郑成功对广东潮州地区一直非常重视,这是郑氏家族军粮的主要来源地 。郑鸿逵和郑成功多次进兵潮州原因就在于此。但他的意图却是希望把潮 、惠地区据为自己的粮饷、兵员补给地,而在郑军和永历朝廷之间最好是留下一片清方管辖区 ,打掉这座隔火墙对郑氏集团不利。于是,他在李定国心急如焚的情况下,一味采取拖延推宕的策略。上面已经说过 ,李定国部署二次入广战役在半年前就已经把预定的会师日期通知了广东义师,决不可能不通知指望在全局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郑成功 。
四月间定国在高州派遣的使者到达厦门后,郑成功正同清方“和谈” ,将使者软禁。八月才派李景为使者来到定国军中,定国的回信中说“兹不谷已驻兴邑 ”(广东新兴县),据为定国治病的陈舜系记载 ,他在八月十六日随定国大营往广、肇(新兴属肇庆府),可以证明这封信写于八月十六日以后,信中所说“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 ,是说他四月派出使者预料五月可得回音,不料等到八月,成功使者才姗姗来迟 ,带来的消息又不明确。定国的回信除了明显地流露出不满情绪,仍抱有会师的极大希望,“慎勿然诺浮沉 ,致贻耽阁 。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真可谓语重心长。
从《先王实录》中得知 ,李景和定国使者携带复信返抵厦门不迟于九月初三日,“藩得会师二书,即欲调兵南下勤王。以虏使在泉 ,令差暂住金门” 。然而,他偏要拖过定国信中指定的十月望前(十五日以前)师期,到十月十九日才“遣师南下,与晋王(是时李定国尚未封晋王)等会师勤王。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 ,提调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 ”,率兵数万 、战舰百只,“克日南征” ,同时派官员林云琼赍勤王师表诣行在,并持书会晋王等(定国时为安西王),书云:“季秋幸接尊使 ,读翰教谅谅,修矛戟而奏肤功,大符夙愿。……兹叠承大教 ,宁忍濡滞以自失事机?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 。……即欲遣师南下 ,与贵部共取五羊,缘风信非时,未便发师。……兹届孟冬,北风飙起 ,即令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等统领,扬帆东(?)指,虽愧非顺昌旗帜 ,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师攻其三面,陆师尽其一网,则粤酋可不战而擒矣 。”
郑成功这次出军有几点很值得注意。第一 ,郑成功自起兵以来凡遇重大战役都亲临指挥,这次入粤之战对南明和清方都关系重大,西线是安西王李定国任主帅 ,给他的信中又反复强调了会师广东的战略意义,如说“粤事谐而闽、浙 、直争传一檄 ”,那么 ,他为什么不肯亲自统军西上呢?惟一的解释是他已有卸责于下的准备。第二,郑成功在众多将领中选择林察出任水陆师正提督可谓独具慧眼,永历朝廷初立之时正是这位林察拥立绍武政权,大打内战 ,这时让他统军接应永历朝廷的主力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最佳人选”。第三,郑成功是一位久历戎行的统帅,在给其弟世忠信中也说自己“用兵老矣” ,何况郑军同清军作战时几次因救援不及时而失城丧师,他当然明白“胜负之际,间不容发 ”的道理 ,那么,他在九月初收到定国谆谆嘱咐的十月十五日为郑军到达指定位置的信后,为什么要拖到十九日才调集官兵“克日南征”呢?第四 ,郑成功自上年就已知道李定国东西夹攻,一举恢粤的计划,其间定国还再三遣使催促他领兵接应 。
在帆船时代里 ,海上航行受季候风影响较大,无疑是事实。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郑成功没有出兵决不能用“风信非时”来解释,否则,郑、李使者又怎么能往来海上?何况 ,上年(1653年)六月至八月郑成功曾经率领舟师南下潮州、揭阳;下年(1655年)八月郑成功又曾派舟师南下广东,九月占领揭阳 、普宁、澄海三县,证明秋季并不是不可能南征。退一步说 ,顺治十年(1653)李定国计划次年东西合攻广东之时,具有丰富海上经验的郑成功如有会师诚意,也应当把海上用兵的最佳时间通知李定国 ,以便定国确定东西会师打响的月日 。明眼人不难看出郑成功的态度暧昧。第五,最引人注意的是,郑成功派出的援师行动极其缓慢 ,有大造声势之形,无实际作战之心。
从清方档案来看,十月初一日郑成功发牌调集兵将 ,部署南征事宜;初四日他亲临铜山(今东山县)视察兵丁、船工,“授辅明侯林察为正提督,闽安侯(周瑞)为副提督,管辖一百艘大船 ,派往广东与西部贼兵会合 ” 。十月二十二日,清广东水师副将许龙报告,“上游有数百只船集结 ,闽安侯周瑞、辅明侯林察有率兵南下之势。盖于二十三 、二十四日起程,有言去碣石,有言去广东”。十一月十九日 ,林察部泊于南澳扎营,“商议军务” 。铜山距南澳不过百里,郑成功信中说“兹届孟冬 ,北风飙起 ”,正值顺风,一天可到。郑成功十月初四日在铜山阅兵命将 ,一个半月之后才停泊南澳扎营商议什么军务。又过了一个星期即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林察等率领的舟师三百余艘进至广东海丰磡寨村(当即瞰下寨,在海丰县南海滨) 。十二月初五日,林察领船只四百余号、士卒三万余众进抵平海所(今惠东县平海)。同月十四日林察派出一队白艚船驶抵大鹏所(与平海隔大亚湾)征输村寨粮米 ,在这里遇着了广东沿海义师李万荣、陈奇策的队伍,据清方侦察,李万荣曾以猪 、酒犒劳郑军。十五日 ,林察等部乘船三百余艘驶至佛堂门外(在虎门南面二百余里处,距广州四百余里)。
上文已说过李定国在新会战败的日期是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林察所遣部分船只到大鹏所同李万荣、陈奇策义师相遇的那一天 。当时李万荣等只知新会正在激战 ,不可能知道定国败退,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他们的极力劝说,林察才在一天内即从平海进至佛门堂。大约几天之后 ,他们必定从广东义师处得到定国大军战败急速西撤的消息,在海面观望了很长时间(其中必有派人向郑成功请示之事),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返回厦门。
明、清双方留下的档案和记载都表明 ,郑成功虽然派出了军队,却没有参战意图 。清闽 、粤两省高级官员非常注意郑军动向,向朝廷报告林察等南下的日期和活动颇为详细,却没有任何交战之事内容 ,也就是说林察、周瑞部决不是遭到清军阻击不能早日到达定国指定位置;从十月初四日到十二月十四日磨蹭了两个月零十天才驶抵平海,派出部分兵船去大鹏所村寨征收粮食,而杨英记载林察、周瑞出兵时 ,他以户科身分同忠振伯洪旭“照议”计发行粮十个月,可见也不是由于粮饷不足。剩下的惟一解释就是郑成功在命将时即已亲授机宜:不可假戏真做。这一判断不仅可以从上述郑军处处拖延时日上看出,从清方档案和郑方纪载中也找不到任何作战痕迹 ,给人印象似乎是郑成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南海旅游,对组织这次改变明 、清战局的战役的李定国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手段,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
《台湾外纪》卷四记林察、周瑞返回厦门后报告“舟师次虎头门(即虎门) ,侦知李定国战败,梧州失守,不敢进兵 ,还师”。郑成功玩弄权术,责备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遛观望而回 ,朝典何在?尔等合心畏避,当尽正罪”。随即下令将周瑞“削职夺爵,解其兵柄 ,永不叙用 ”;林察等人降级有差 。在给李定国的信里写道:“客岁蘧使遥来,同仇同袍之订,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 ,大集楼船,方刻程期,而敝员李景复以台命至 ,展读再四,知殿下内急君父之忧,外切仇雠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悠忽 ,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已先班回数日 。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 ,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 ,又不能奋图后援,实与有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 ,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责 ,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 。……”
郑成功对南征诸将的处理和复李定国书是大有讲究的。1654年能否实现东西合击 ,奏捷广东,直接关系着永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决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 。他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 ,把关键性战略意图未能实现等同于一般战役的胜负,可说是官样文章。信中首先批评了李定国“骄兵致挫 ”,然后才谈到自己的舟师“逗遛” 、“依违不前” ,意在把战役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对方。我们不能说李定国没有犯过骄傲轻敌的错误,但是新会战役的失败却决不能说成是定国“骄兵致挫 ” 。
在人员处理上,郑成功治军之严 ,在历史上很著名,惟独对这次对南明有决定命运意义的战役中逗留不进的将领却轻轻发落了事。林察是南征主将,郑成功却把“依违不前”的罪责加在副提督闽安侯周瑞头上 ,原因是林察为郑氏嫡系将领,周瑞原是鲁监国将领,亲疏之分显而易见。顺便说一下 ,郑成功的跋扈自雄在致定国信中也有充分的表现 。按明、清制度大将专征时皇帝授予的最大权力仅限于副将以下违反节制可以不经请旨以上方剑处斩。周瑞位居侯爵,成功信中说“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完全是一国之主的口气。总之 ,南征之役无功而返是按照郑成功自己的意志行事殆无疑义 。
综上所述,1653—1654年李定国策划的广东之役,是南明中兴的最后一次机会。定国计划的重点是联络郑成功东西合击 ,配合广东各地义师首先全歼广东清军,再展宏图。在这三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国军和广东义师都是全力以赴的 ,只是由于郑成功志不在此,终于功亏一篑。广东义师为了实现定国的战略意图表现的积极性颇足称赞 。在定国新会战役失败之后负责联络广东义师的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仍然为这一东西合击战略奔走呼号。他在1655年六月给永历朝廷的奏疏中呼吁:“所望西师迅发,闽帆再扬 ,而臣与辅臣郭之奇一鼓再鼓,乘敌之疲,用我之壮 ,粤东不足平也。 ”次年(1656,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七月,连城璧又在疏中说他联络的粤中义师“坚处海滨 ,……枕戈以待王师重来,与闽师期会,收前此未济之功” 。由于李定国在新会战役中兵员器械损失较大 ,又急于赶赴安龙迎接永历帝入滇,顾不上粤东战场了。大好良机付之东流,曷胜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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