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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被她的神采和英姿所陶醉
1941年4月下旬的一天 ，陶勇骑一辆摩托车沿着河堤向北驶向三旅九团驻地——沙家庄 。
九团编入三旅的时间不长 。陶勇作为三旅旅长，一直处于紧张的指挥战斗之中 ，以前很少到九团。这次 ，他骑着摩托车，带着秘书和警卫员 ，想趁战斗间隙多多接触九团的干部战士 。
驶近沙家庄 ，远远地就听到操练声和歌唱声 。陶勇放慢车速，观看着战士们的操练。他看见树林里、空地上 ，一队队战士有的练刺杀 ，有的练队列，有的在匍匐前进 。陶勇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
这时 ，九团团长廖金昌 、政委罗永华 、政治部主任韩念龙等人热情地迎了上来。陶勇跳下摩托车 ，与九团领导一一亲切握手问好 。
循着阵阵歌声，他们走向村头 。转过一幢草房，看见一大群人围成几圈 ，正在高唱抗战歌曲。韩念龙介绍说：“政治部民运股和文工团的同志们正在练习唱歌 ，地方工作的一些同志和老百姓也跟着学唱 。”
陶勇说：“那我们不要靠得太近，以免影响他们唱歌 。 ”
正当陶勇准备转身离开时 ，只见队列中一个中等个头的女兵走出队伍 ，向大家鞠了一躬后，双手向空中一扬 ，队伍里便整齐地唱起了《新四军军歌》。
陶勇被这激越高昂的歌声所感染 ，更被这位女战士的神采和英姿所陶醉，不知不觉地站在那里听完了《黄桥的新生》等3支歌曲。
陶勇非常欣赏这位女兵优雅、洒脱的指挥动作和活泼清新的气质 。陶勇问：“做指挥的那位女兵叫什么名字? ”
站在陶勇身后的韩念龙回答：“她叫朱岚 ，是我们文工团的活跃分子 。旅长现在要不要见见她们?”
“朱岚! ”陶勇记下了她的名字 ，“现在不打扰她们了，让她们继续唱吧! ”
到了团部 ，陶勇首先检查了工作和训练计划以及各项规章制度 ，接着询问各营连的干部配备 、人员武器 、军政素质等具体情况。按事先安排，陶勇还给九团干部战士讲话 。陶勇兴致特别高，临场发挥也很好 ，人往主席台上一站 ，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从国际国内形势 ，讲到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任务、新四军与三旅的任务，从重建新四军军部讲到粉碎日伪顽合流的阴谋 、反“扫荡”的胜利……指战员们都听得入了迷 ，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
陶勇的报告给九团指战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朱岚和文工团的几位姐妹对陶勇满心敬佩 ，猜想：旅长八成是个知识分子干部，至少长期做过思想政治工作 。可知情的人告诉她们:陶旅长连小学都没念过 ，他是一位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学习文化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理论的军事干部 。每次缴获的新式武器，都是陶旅长最先要捣鼓捣鼓 ，直到捣鼓明白为止。比如 ，他是全旅最早会开摩托车的人 。听了这些，朱岚她们更佩服了，更想了解陶旅长了 。还比如 ，陶勇深入虎穴谈判 ，长征路上九死一生，危急关头舍己救人……所有这些“道听途说 ”的故事 ，都令朱岚她们怦然心动。
这期间 ，陶勇又多次到九团来 。陶勇多次到九团来的目的，让韩念龙等人猜到了八九不离十 ，因为陶勇过去一直冲冲杀杀 ，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谈恋爱，至今还是“光杆司令 ”一个 ，陶旅长似乎看上了朱岚 。于是 ，韩念龙等人就热心地做起了红娘。 朱岚感受到了陶勇的细心和实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陶勇和朱岚两人终于第一次单独约会了。那一天 ，陶勇和朱岚相约在丰马河边 ，迎着柔和的晚风，他们肩并着肩，互相倾诉着对彼此的好感与爱慕 ，各自介绍家世 、童年和革命经历 。
通过直接见面交谈 ，陶勇对朱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朱岚，原名龚敬 ，1918年出生于上海崇明县 ，上过县立师范，时年23岁。她的父亲是开明士绅 ，倾向革命 ，拥护抗日，经常同抗日游击队来往 。她的哥哥和弟弟都参加了崇明抗日自卫总队 。担任警卫排副排长的弟弟在回家养伤期间 ，日伪闻讯而至 ，包围了她的家，把她父亲和弟弟绑在树上严刑拷问 ，要他们供出游击队的驻地和情况。父子俩大义凛然 ，坚贞不屈，被敌人用刺刀活活戳死 。她深怀着家仇国恨，毅然放弃学业 ，投奔了抗日武装 ，跟着韩念龙打了出来，转移到启海地区 ，并加入到了陶勇的部队 ，前不久又加入了中国*** 。陶勇深深同情朱岚的身世，佩服朱岚的勇气。
同时 ，朱岚也了解到：陶勇原名叫张道庸 ，1913年1月21日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家集附近的一个雇农家庭，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在红军部队中历任排长、连长 、营长 、团长、教导师长 ，参加过长征 。1938年，陈毅为他改名陶勇 ，先后任支队司令员 、纵队司令员 、三旅旅长等职。
后来 ，经过几次接触和多渠道了解，朱岚又逐渐摸清了陶勇的性格和爱好 。她觉得陶勇实在、豪爽、可爱 。陶勇虽然身居要职，却仍然保持着农民纯朴 、憨厚的本质 ，为人光明磊落 ，刚直不阿。
战争年代的陶勇和朱岚实在没有多少花前月下 、卿卿我我的浪漫时光。这期间，日伪军又数次“扫荡” ，部队几次转移、作战 ，他们几经磨难，经受了血与火 、生与死的考验 ，互帮互助 ，共同进步 。
1941年7月，陶勇与朱岚的婚礼在沙家庄举行 。婚礼既简单又热闹。
按部队规矩 ，婚礼上新郎新娘要“坦白 ”恋爱经过 。陶勇快人快语说：“我和朱岚同志恋爱的经过 ，大家也都知道，没什么好说的 。不如让朱岚同志唱支歌 ，为大家助兴吧! ”
应邀前来的九团文工团的几位女干部却不依不饶 ，一定要陶勇一起唱。陶勇爽快地答道：“好，我们就一起唱《新四军军歌》 。”
陶勇和朱岚刚唱几句，文工团的战友和其他人也都先后跟着齐唱起来 。那庄严高昂 、雄壮有力的歌声感染着所有在场的人。
战争年代的军人 ，注定要与硝烟为伴 。结婚才几天 ，陶勇就投入到抗日的反“扫荡 ”斗争中去了 。当时，日伪军调集1.7万人开展夏季大“扫荡 ” ，形势很紧张 ，陶勇、朱岚被迫过上了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后来就是打退了日伪军，环境稍微安定了 ，他们也是聚少离多 。
1941年底 ，陶勇和朱岚奉命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第三期)学习 。陶勇向来以“土包子”自谓，足见他正视自己的短处 ，也决心改变自己“土包子”的形象。这次学习机会 ，陶勇十分珍惜。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 。一位老战友派通信员送来一封信，要陶勇去军部叙旧 。陶勇接到信 ，非常高兴 ，很想立即去见见这位生死与共而多年未见的老战友。但考虑到不是假日，自己作为学员兼第三大队大队长，不便请假外出 。于是 ，陶勇到第一大队找到朱岚说明事由 ，叫朱岚执笔回信 。朱岚按照陶勇的意思写了一封回信。当复读回信的最后一句“不克前往，请谅 ”时 ，陶勇问：“‘不克’是什么意思? ”
朱岚解释说：“‘不克’就是‘不能’的意思 。”
陶勇说：“他是工农干部 ，要写得通俗一点，就写不能前去 ，不要文绉绉的 。 ”
朱岚敬佩地瞥了陶勇一眼 ，切实感到自己的疏忽和不足，非常佩服陶勇的细心和实在。
陶勇和朱岚在生活上互相关心体贴 ，患难与共地度过了20多个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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