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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元御
黄元御（1705-1758）名玉璐，字元御，一字坤载 ，号研农 ，别号玉楸子 。清代著名医学家；尊经派的代表人物；乾隆皇帝的御医，乾隆皇帝亲书“妙悟岐黄 ”褒奖其学识 ，亲书“仁道药济”概括其一生。他继承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理论 ，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被誉为“黄药师”、“一代宗师 ” ，清军四川军医馆——久真堂的祖师爷。
中文名：黄元御
外文名：黄药师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昌邑市黄家辛戈村
出生日期：1705年
逝世日期：1758年
职业：医学家
信仰：道家思想
主要成就：著述《黄元御著作十三种》 、《四圣心源》 、
著述《道德悬解》、《周易悬象》
乾隆御医 ，乾隆亲书“妙悟岐黄 ”、“仁道药济”，久真堂祖师爷
被后人誉为“黄药师 ” 、“医门大宗 ” 、“一代宗师”
代表作品：《黄元御著作十三种》、《四圣心源》 、《周易悬象》等
人物生平
黄元御为明代名臣黄福十一世孙 。祖运贞 ，廪贡生 ，侯选训导；叔祖运启，顺治戊戌科进士 ，官至兵科给事中；父钟 ，邑庠生；兄德润，增生；德淳，监生 。黄元御出身于这样一个世代簪缨的书香门第 ，自幼深受家学影响。少年时代 ，其父为之延请侨寓昌邑的名儒于子遽先生为师，学习举业制艺 ，遍览经史著作 ，希望他能够登科入仕，光耀门庭 。黄元御也“常欲奋志青云 ，以功名高天下 ” ，效其先祖黄福，做出轰轰烈烈的勋业 。
雍正二年（1724） ，甫近弱冠之龄的黄元御考中邑庠生。雍正十二年（1734） ，黄元御三十岁，因用功过勤 ，突患眼疾 ，左目红涩，白睛如血，不得已延医就诊 。而庸医误用大黄 、黄连等寒泄之剂 ，致脾阳大亏 ，数年之内，屡犯中虚 ，左目完全失明 。
科举时代 ，五官不正，不准入仕 ，遭此劫难 ，黄元御的仕进之路被彻底断送。在哀痛之余，当地名医、好友刘太吉劝他学医 ，他发愤立志：“生不为名相济世 ，亦当为名医济人 ”，走上了弃儒从医的道路 。苦读历代中医典籍 。
黄元御凭着深厚的文化功底 ，又得到刘太吉认真传授 ，苦读历代中医典籍，数年奋斗，浸*有成 ，开始悬壶济世。在行医过程中他又不断总结经验 ，医术精进，医名大盛 ，时人将之与诸城名医臧枚吉并称“南臧北黄” 。
黄元御从医伊始 ，是从研读张仲景的《伤寒论》入手的，然后逐及《金匮玉函要略》 ，黄帝 、岐伯《内经》 ，扁鹊《难经》等中医根本典籍 。他奉仲景等四人为“医门四圣 ”。他认为“四圣 ”之外，历代名医持论多有偏失 ，以至误诊死人 ，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四圣“之书错简零乱，兼之历代传注谬误所致。因此发愿致毕生精力 ，对“四圣 ”之书 ，从源到流，重加考订，还其本来面目 ，以凭后世遵循 。
乾隆二年（1737） ，黄元御开始酝酿《伤寒悬解》一书的编著，并着手撰写《素灵微蕴》 ，乾隆五年（1740）九月完稿 ，四卷二十六篇，在该书中黄元御首次提出了“培植中气 ，扶阳抑阴 ”的诊病理论 。对于中气他给予了形象的比喻：“精如果中之仁 ，气如果中之生意，仁得土气 ，生意为芽 ，芽生而仁腐，故精不能生 ，所以生人者 ，精中之气也。”有本于此，在施治中他始终贯彻了重视脾土 、扶阳抑阴、厚培中气的施治原则，这是他对祖国医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
乾隆十三年（1748） ，黄元御游幕至清江阳邱 ，阳邱风景秀美，黄元御亦心清气廓 。期间 ，他南游会稽山 ，拜谒禹陵，自谓：“身登会稽 ，亲探禹穴 ，目睹越国江山乃有著作斐然之志。”同年四月，他开始撰著《伤寒悬解》 ，七月三日草成 ，计十五卷 。八月下旬又撰成《金匮悬解》二十二卷，时年四十四岁 。
乾隆十四年春（1749） ，黄元御初草《四圣悬枢》一书 ，辨析温疫痘疹之义。二月作《四圣心源》，解内外百病原始要终，仅草创大略篇目 ，因事辍笔 。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 ，黄元御北游至京，适乾隆帝有疾 ，众太医萎思无策 ，经举荐，黄元御入宫视疾 ，药到病除 ，以精湛的医术得到了乾隆帝的特别青睐，亲书“妙悟岐黄 ”以为褒赏 ，并恩赐御医 。从此 ，黄元御开始了供职太医院的生涯。
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乾隆帝首次南巡 ，黄元御伴驾至杭州 ，期间著方调药皆有神效，深得乾隆帝及内外臣工赞誉 。四月间，黄元御乘闲便道至清江旧寓 ，继续编写《四圣心源》一书 ，“十得其九，厥功未竟 ” 。“六月删改《四圣悬枢》 ，誊清定稿。八月十五日开舟北上 ，回到京城。直至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黄元御写毕《天人解》一章 ，经过四年时间 ，《四圣心源》终于脱稿 。在《天人解》中，他极力阐发《内经》：“善言天者 ，必有验于人”的观点 ，高度重视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并善与四时相联系 ，从阴阳变化 、五行生克 、脏腑生成、气血原本以及精神化生等方面阐述气化自然的妙义 ，影响巨大 。
事君几年中，黄元御并不得意，这种心情在《四圣心源·序》中说得非常明白：“顾自己巳以至壬申 ，历年多矣 ，元草未就，则天既长与以穷愁之境 ，而不频假以萧闲之日 ，帝眷之隆，何可恃也？良时非多 ，勖之而已。 ”繁庶之务使他没更多的时间完成著述 ，黄元御为荒废了这许多宝贵时光而深自惋惜 。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惜时如金 ，全身心地投入到著述中去 。
乾隆十七年（1752年）杂谷土司苍旺为乱 ，四川总督策楞 、提督岳钟琪乘机调兵遣将，奏请平乱。鉴于第一次金川之战大批清军水土不服 、疾病缠身 ，致使战斗力低下、伤亡惨重的情景 ，据说乾隆皇帝认为军士病症皆是经络不通，气血不循，正气不足造成 ，所以着尊经派的太医院御医——黄元御署理川军军医馆——久真堂 ，提供解决将士水土不服之症的方略 。
临危受命的黄元御仔细了解了藏区的气候，官兵高原缺氧和高寒以及流行的伤寒、咳嗽等形象 ，予以将宫廷的秘方 、宫廷中御药房中治疗肺病 、咳嗽最好的药材和藏区的虫草、贝母 、红景天等等名贵药材为伍 ，又使用名贵滋补药材作为强劲官兵体魄的药引子，还把宫廷御药房银质药具和部分宫廷御药房作人一同前往成都 ，秘制出各类强劲体魄 ，提高免疫力，抗高原低氧环境的膏 、丹、丸 、散用于清军携带服用 ，以克各类低氧 、伤寒、咳嗽 、倦怠 、疲惫等病症 。
乾隆十八年（1753） ，黄元御四十九岁，春二月 ，取张仲景著作中的方药加以笺解疏证 ，著《长沙药解》四卷，载药一百六十一种，方二百四十二首。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又撰成《伤寒说意》十卷 。该书以传经入说 ，辩论分析 ，多启迪后学门径 。同年六月八日，撰成《玉楸药解》八卷 ，以补《长沙药解》之未备 ，他在该书中首创了用浮萍治疗瘟疫的疗法。至此，黄元御已完成医书八部 ，即后世所称《黄氏八种》 ，时年五十岁 。因过度劳神，此时的黄元御已是身疲神怠 ，门人毕武陵请笺注《素问》、《灵枢》 ，“自唯老矣，谢曰不能 ” 。
乾隆二十年（1756）初春 ，在门人毕武陵的再次推请下 ，黄元御着手笺释《素问》，至十一月书成，计十三卷 ，定名为《素问悬解》。此书中的“五运六气 ，南政北政”之说，大为发前人之未及。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日 ，黄元御完成《灵枢悬解》九卷 ，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用七日时间撰毕《难经悬解》二卷 ，此即所谓黄氏医书三种 ，合前八种，共计十一种 。另尚有《玉楸子堂稿》一书 ，为黄氏医案 、杂著 。
黄元御不但深于医学 ，道学 、经学造诣亦相当深厚。乾隆二十一年（1757）二月，他在从事医著之余还应友人澹明居士之请写了《道德经解》一书 ，诠释其哲理 ，发挥其奥义 。1757年六月又在精研易理十余年的基础上完成《周易悬象》一书，阐发阴阳八卦爻辞变化之理 。四库馆臣评其《周易悬象》谓“近人说《易》中，独可谓学有根据。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
乾隆二十二年（1758） ，黄元御在行医、著述生活中因过度劳累 ，身体中虚，渐成重症 ，抱病回到故里 ，居于昌邑城南隅书斋，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九月十七日戌时 ，溘然长逝 ，时年五十四岁，归葬新郭祖茔 。乾隆皇帝得知黄元御过世的消息后深感痛惜 ，亲书“仁道药济 ”四个字缅怀其一生的医术与医德。“仁道药济”意为“行仁道 ，以药济 ”，黄氏门生尊其为习医祖训 。
轶事典故
轶事一
授御医 ”及乾隆帝赐匾额——“妙悟岐黄”传说如下 。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 ，黄元御行医北京 ，适遇乾隆皇帝病重。太医院与京城名医多方调治无效，帝疴渐沉，百医束手无策 。当时 ，宫中有一太监为昌邑玉皇庙村人 ，深知元御医术高超，便向朝廷推荐 ，诏进时黄氏辞曰：“敝乃草民 ，不懂军臣大礼，恐万岁见责 ，有欺君之罪 。 ”乾隆帝传谕：“免恕一切 ，至宫廷时对朕面只行叩首之礼。 ”并令侍官带奉银及绫罗缎匹为礼，再诏黄氏进宫。黄氏辞曰：“无功不受禄 ，敝乃布衣之士 ，岂敢接受 。”帝怒，再赐以五品顶戴 ，按品赐银 ，再次传进 。黄氏见再难推委，遂入宫。乾隆欲试其医术高低，故虚设一帐 ，令宫女卧其内 ，只露一手于帐外，让元御诊脉 。诊毕退出 ，侍官请处方 ，元御道：“龙体凤脉，无药可医 ，恐不久于人世 。”侍官回奏 ，乾隆闻言心悦诚服，乃知其为良医 ，即令御诊 ，诊后帝问：“朕得何病，应用何方治疗？ ”元御道：“万岁小恙 ，乃七分药毒三分病 ，须先进两帖去药毒，继服一帖治所病。 ”帝允诺，按方配服 ，病豁然而愈 。乾隆帝大喜 ，赐以重金，元御皆坚辞不受 ，说：“吾非为官为钱 ，愿为社稷治病救人” 。皇帝便命他入太医院为御医，并赐其楸木棋盘、玉石棋子一副 ，常与对弈 ，遂号玉楸子。乾隆十六年二月，乾隆帝南巡 ，黄元御奉诏侍从 ，随驾武林（杭州），治途为人治病屡验 ，著方调药皆神效 。皇帝感其学识 ，亲书御匾“妙悟歧黄 ”，悬于太医院门首 。黄氏于太医院任职期间医术日益精湛，治愈多起皇宫贵族的疑难杂症 ，晚年更是著书立说 ，为中医学发展做出诸多贡献。乾隆二十三年黄元御于行医 、著述中积劳逝世，归葬祖地 。
此虽系轶事传说 ，然对黄元御医术之精湛 ，性格之清高，乾隆帝这位明君的性格处事等 ，描述得极为精辟 。参之黄元御《四圣心源》自序：“帝眷之隆 ，何可恃也 ”，当有一定的真实性 ，而非纯系杜撰。
轶事二
黄氏乡居 ，以医负盛名。其女远嫁，生一子 ，出痘 ，势甚危，抱归求治 。黄氏一见，即怒詈（li,音利） ，不过日晡（bu,读第一声 ，申时也），其速行！”其女长跪乞怜 ，黄氏不顾 ，呼人急驾骡车送之返 。时赤日中天，舆人故迟迟其行 ，中途遇大雨 ，周身尽湿，舆人乃驾车回黄家 ，盖黄氏预嘱之也。时已日暮矣 ，黄氏率家人正伫立门外，灯笼相候 ，语之曰：“汝子生矣 。此证内人已极 ，非用此法，不能挽救 。吾默察天时，知今日午后必有大雨 ，故弄此狡狯（jiaokuai,音角快） ，不然，汝子岂能生哉！ ”遂处方与服 ，痘果透发而愈。
轶事三
黄氏尝夏月出行 ，有数人见其至，相与谋曰：“黄氏号为名医 ，吾侪（chai,音柴）盖试之 。 ”一人故仆地 ，急招黄氏诊 。黄氏曰：“此人仅能延数刻耳，哀哉！”群嗤之以鼻。黄氏曰：“毋！听其预言 。汝等初意 ，乃与余为戏也 ，不知今当夏月，湿热交蒸 ，此人仆地之时 ，热毒之气已从口鼻吸入，内又有肠胃之病，感之而发 ，其来也暴 ，非药石所能瘳（chou,音抽）矣 。 ”众不信，黄乃行。未几 ，其人果腹中绞痛 ，不数时即毙 。人皆嗟叹，共称黄术如神 。
轶事四
黄元御五代传人麻瑞亭（1903—1997） ，早年听其业师李鼎臣讲述过黄氏诊病轶事一则 ，简述如下。
时年黄氏在太医任上，沈阳一王爷之子病笃 ，遣人诣京 ，求乾隆帝委太医往诊，帝即命黄元御前往。即日起程 ，乘轿奔赴 ，夜不住驿，轿中假寐；食不下轿，果腹而已 。至沈阳 ，直奔王府 ，报名而入，径往正堂 ，王爷降阶相迎 。方落坐 ，黄氏未及请问，王爷即欲述其子病情。黄氏曰：“臣进府时 ，闻东厢有呻吟之声 ，可是小爷？ ”王爷对曰：“正是 。”黄氏曰：“无须诊视，其肺已腐烂不堪 ，无药可医 ，惜哉！ ”王爷闻言，面露惊愕之色 ，旋即面如冷铁 ，起身曰：“先生少坐，本王去去却回 。未几，侍者捧一盘呈与堂 ，视之 ，其内耐一腐烂人肺也，浊血流溢。黄氏大惊失色 ，方欲问其故 ，王爷已手握匕首而至，双手及利刃尽染血污 ，抱拳稽首曰： ”先生神明 ，本王佩服！适才已将犬子杀之，此乃其肺也 ，果如先生所言 。”黄氏惊倒在地 ，面如土色，张口结舌 ，无言以对 。稍定 ，乞归。王爷允请，黄氏即刻起程，形容一如赴沈急促之状 。至京 ，拜表奏乾隆帝诊病及王爷杀子始末 ，谢罪并乞归故里休养 。帝不究其直言之罪，好言抚慰 ，准其所请。未及陛辞 ，即匆匆返籍，病卧不起 。其子请问病由 ，黄氏祥告之 ，并曰：“为父已胆破神伤，医药无及 ，尚有百日阳寿 ，速请好友故旧一决！”果百日后而逝，时年五十有四 。
按：《丹徒县志》载 ，有显贵延视女病 、不知其在室也 ，断为孕，且言必男。少顷，已剖腹出胎来示。大惊 ，“耳遂聋 ” ，名益震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王九峰，呼称王聋子的来源 。而非黄氏之经历。
轶事五
军医馆久真堂的祖师爷 。
鉴于第一次金川之战大批清军水土不服、疾病缠身 ，致使战斗力低下 、伤亡惨重的情景 ，据说乾隆皇帝认为军士病症皆是经络不通，气血不循 ，正气不足造成 ，所以着尊经派的太医院御医——黄元御署理川军军医馆——久真堂，提供解决将士水土不服之症的方略 。
临危受命的黄元御仔细了解了藏区的气候 ，官兵高原缺氧和高寒以及流行的伤寒 、咳嗽等形象 ，予以将宫廷的秘方、宫廷中御药房中治疗肺病 、咳嗽最好的药材和藏区的虫草 、贝母、红景天等等名贵药材为伍，又使用人参 、天麻 、鹿茸、灵芝 、桑黄等名贵滋补药材作为强劲官兵体魄的药引子 ，还把宫廷御药房银质药具和部分宫廷御药房作人一同前往成都 ，秘制出各类强劲体魄，提高免疫力，抗高原低氧环境的膏 、丹、丸、散用于清军携带服用 ，以克各类低氧 、伤寒 、咳嗽、倦怠 、疲惫等病症。期间黄元御通过了解士兵症状和用药效果 ，完善和补益了他的《长沙药解》的著作 。所幸，杂谷土司之乱很快平定 ，但是军医馆——久真堂的秘制膏 、丹、丸 、散在驻军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应 ，获得了很高的赞赏，皆尊奉黄元御为久真堂的创始祖师爷 ，在军医馆的大堂悬挂乾隆手书褒奖黄元御“妙悟岐黄 ”的牌匾为荣 ，军医的医师皆自诩御医之门生 。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中，定西将军阿桂首先整肃兵马 ，除了在汶川 、打箭炉驻军沿途设置多处汤药处 ，遵照已过世黄元御为久真堂留下的各类研究方略，制造各类抗病膏、丹 、丸 、散剂 ，还特选13位军中勇士 ，根据不同体质用黄元御留下的医方调配，用上等的藏区虫草、贝母枇杷膏等给予服用。13位勇士服用该配方后非但昼夜不倦不病，反而越战越勇 ，最终取得胜利 。乾隆大喜下特意褒奖久真堂上下医师 。并准许悬挂着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妙悟岐黄”牌匾 ，遵照“仁道药济 ”的行医理念济世救人。
医学成就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自成体系的东方文化 ，明显地区别于其它体系的文化 ，但文化本身总是各自独立又互相渗透 。中国天文学 、中国历法学 、中国农学、乃至中国文学、艺术都有其民族特色 。中国的固有医学，我们叫做中医。中医学就是在不断地吸收同时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仅《内经》一书就医学 、哲学 、数学、气象学 、物候学 、天文学、历法学 、地理学于一体 ，从而形成一部以中医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中华民族这块沃土上，造就了大批中医人才 。清初 ，山东出了一位知识渊博 、才思横溢而又被人非议的名医——黄元御 。本文试从中医学的结构、及黄元御的生平 ，谈一下他的学术思想和医学成就。
结构有整体性 、转换性和自调性 。结构的整体性是说结构具有内部的融贯性，各成为在结构中的安排 ，是有机的联系 ，而不是独立成分的混合 。整体与其成分都由一个内规律所决定。具有代表性的中医学著作《内经》 、《难经》、《伤寒论》 、《金匮要略》等著作，就是在不断地吸收同时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丰富起来的 。中医学的结构，由医学（狭义） 、医术、医道三个级层 。
医学
指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 ，疾病的概念及其防治。其内涵主要是医疗 。
医术：是术数 ，中国特有的象数哲学在医学上的应用 。是以符号逻辑方法阐明自然界的规律及其普遍联系的自然哲学理论，它对于揭示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医道
主要包函医学哲学 。
历代德高望重有真才实学的老中医 ，都有文史哲的雄厚基础 ，而精通医学（广义） 。故有“文是基础医是楼 ”之说。这实际最形象地说明了医学巨匠大师们的知识结构。
黄元御，名玉路 ，以字行 。又字坤载 ，号研农，别号玉揪子 。清代山东昌邑黄家辛戈村人。为清代诸生 ，约生于公元1705年 ，卒于1758年 。黄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素有才华 ，聪明过人 ，“诸子百家书籍，过目冰消，入耳瓦解” 。而且是一位很有抱负而致力于学问研究的人 ，自称“涤滤玄览 ，游思圹垠，空明研悟 ，自负古今无双 ”。不幸三十岁时患目疾 ，为庸医所误，左目失明 。自此深感医之重要 ，遂“委弃试帖 ” ，弃举子业，“考镜灵兰之秘 ，讵读仲景伤寒” ，对《内经》 、《难经》 、《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刻苦攻读 ，溯本求源 ，理论结合实践，终于成为一代名医 。这与他坚实的文史哲基础是分不开的。
黄元御的著作，已知有十四种 ，医籍十一种 ，已刊行八种（《伤寒悬解》 、《金匮悬解》 、《四圣悬枢》、《四圣心源》 、《长沙药解》 、《伤寒说义》、《素灵微蕴》 、《玉揪药解》），未刊行三种（《素问悬解》 、《灵枢悬解》、《难经悬解》） ，另外尚有《周易悬象》 、《道德经悬解》 、《玉揪子堂稿》等非医学著作三种 ，这充分说明了黄氏熟谙黄老之学，精通象数易 ，而古代的《周易》中也没有直接谈到医 。至明·张介宾才直接认为医乃是易用以研究人体之学 。将医纳于易体系中。故此 ，黄氏是继景岳之后，又一位集“易 ”与“医 ”于一体之大成者 。
黄元御对人体奥秘的研究 ，是以宇宙基本的真理大道为基础 ，以太极模型、阴阳、三五之道的五行为运筹和协原理，把气候 、地理 、医术各学科统一成整体 ，从而把人体生命本源的研究和天地之源的研究联系起来 。黄氏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本和源 ，“天人相应 ”说是祖国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故有“人与天地相参也，阴阳肇基 ，爰有祖气 ，祖气者，人身之太极也 ”的论述。同时 ，他用象数易的哲理将脏腑、经络 、气血 、津液、皮肉 、筋骨 、毛发、空窍 、精神等都赋以阴阳的属性 ，并解释的透彻入微。
黄氏崇尚《内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的观点，提出“未识天道 、焉知人理”的见解 ，并做“天人解 ” ，并以阴阳变化、五行生克 、脏腑生成 、气血原本及精神化生等十六个方面阐述了天人观 。黄氏以太极精微，阐明五行精微 ，认可五行“皆以气而不以质 ” ，指出“成质则不能生克矣” 。并按照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 ，天七成之；天三生木 ，地八成之；地四成金，天九成之；天五成土，地十成之 ”的术数理论 ，来解释五行的生成数。指出阴阳的生成数 ，是出于阴阳匹配变化 。从而论证了古人的“天地生成，莫不有数 ”的论断 。同时对《尚书·洪范篇》“木曰曲直 ，金曰从革 ，火曰炎上，水曰润下 ，土爰稼穑” ，及“润下作咸，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 ，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的记载 ，从秉气和气化方面作了解释。综上所述 ，由于黄氏对《周易》研究极深，从而洞悉了自然规律的真理大道，控制了术数运筹和协的原理 ，达到了“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中和人事 ”的深度和广度 。故此 ，在医学上有很大的成就 。
黄元御学术精湛 ，极力奋进，著述宏伟 ，标新立异 ，敢创新说，是一位有胆有识的学者。他从习医开始至去世只有二十一年的时间 ，除去学习阶段和临床实践外 ，竟能完成著作十四部之多 。纵观黄氏著作，剖析其学术思想 ，他推崇岐伯、黄帝、越人 、仲景 ，并称之为四圣，称其著作“争光日月” 。他对内 、难、伤寒 、金匮均有精辟的见解，确有“理必内经 ，法必仲景 ，药必本经 ”之感。
乾隆13年（1748年）黄氏著《伤寒悬解》十五卷 。是书大旨，谓汉·张机因针灸刺法已失 ，而著作《伤寒论》以治外感之病 。其理则岐黄越人之理 ，其法则因岐黄越人之刺而变通之。立六经以治伤寒，从六气也。制汤丸以疗伤寒守五味也 。并以简篇多因失次 ，因之解其脉法 ，详其经络，考其变常 ，辩其宜忌 ，凡旧文之伪乱者，悉为更定 。
乾隆18年（1753年） ，著《四圣心源》十卷。黄氏于《素问》 、《灵枢》、《难经》 、《伤寒论》 、《金匮玉函经》五书 ，已各为之解 。复融贯其旨，而著此书 。这是一部以临床医学为主，结合基础理论的综合性医书 ，又是一部将医学（狭义）、医术 、医道融于一体的医学著作。黄氏的学术思想 ，在此书中可窥其梗概 。黄氏根据《内经》中“天人合一 ”的理论，而重点阐述“天人解” 、“元气解 ”、和“六气解 ” 。其在“劳伤解”中 ，极力阐发其“崇阳而卑阴”的学术观点 ，反对“贵阴贱阳 ”之说，虽言词过于偏激 ，但促进了学术争鸣 ，从而使各家学说竟相发挥，推动了医学的发展。
同年 ，黄氏又完成了《金匮悬解》二十二卷的著作 。黄氏谓：金匮治杂病 ，大旨主於扶阳气，以为运化之本 ，自滋阴之说胜 ，而阳自阴升，阴由阳降之理，迄无解者 ，因推明其意以成此书 。其于四诊九候之法 ，解释颇详。
乾隆18年（1753年），著《长沙药解》四卷 。黄氏根据伤寒一百十三方 、金匮七十五方 ，合二书所用之药 ，共一百六十种，各为分析排撰 ，以药名药性为纲 ，而以药方用此药为目，各推其因证主治之意 ，颇为详悉 ，从而另辟径溪，开从药物性能研究经方之先河 。
乾隆19年（1754年） ，黄氏著《伤寒说意》十一卷。黄氏根据《伤寒悬解》文简意奥 ，非读者所能通晓，故会通仲景大意，而后著此书 ，以开初学伤寒者之门径。
同年 ，黄氏尚有《素灵微蕴》四卷问世 。以胎化 、藏象、经脉、营卫 、藏候 、五色、五声 、问法 、诊法、医方为十篇，又病解十六篇 ，多附以医案 。其虽多处诋诃历代名医 ，但不失为一部理论联系实践的有价值的医学著作。
斯年，黄氏还有《玉揪药解》四卷问世 。是书谓：诸家本草 ，其论有可用者 ，有不可用者，乃别择而为此书 。故后人有评：大抵高自位置 ，欲驾千古而上之 ，故于旧说，多故立异问 ，以矜独解。
至于《素问悬解》 、《灵枢悬解》 、《难经悬解》三种未刊行著作 ，据《四库全书》所述，黄氏认为素问八十一篇，秦汉以后著竹帛 ，传写屡更 ，不无错乱，因参互校正 ，而作《素问悬解》十三卷 。如五运六气南政北政 ，旧注以甲乙为南政，其余八干为北政 。元御则谓天地之气 ，东西对峙 ，南北平分，何南政之少 ，而北政之多。并谓东西者 ，左右之间气，故不可言政 ，此南北二极之义 ，其论为前人所未及 。同时，“亦以经文错简为说 ”著《灵枢悬解》九卷；以《难经》“旧本有伪，复多所更定”著《难经悬解》两卷 。
黄元御以其高超的理论 ，渊博的知识 ，非凡的医学成就纵横捭阖于医林之中。尽管他对唐以后历代医家持有否定态度，“自命甚高 ，欲驾出魏晋以来医者上 ，自黄帝、岐伯 、秦越人 、张机外，罕能免其诋词者 ” ，但就其医学经典著作的研究上 ，及其结合临床经验的大胆发挥，总结写出了多种有独特见解的传世之作 ，其影响是深远的 ，是无可非议的 。清·张琦在《四圣心源·后序》中对黄氏的医学成就的评价，尚有中肯：“能读黄氏之书则推脉义而得诊法 ，究药解而正物性 ，伤寒无夭札之民，杂病无膏肓之叹，上可得黄、岐 、秦 、张之精 ，次可通叔和、思邈之说 ，大可除河间、丹溪之弊，昭先圣之大德 ，作人生之大卫 。 ”
家族成员
先祖：黄福
祖父：黄运贞
叔祖：黄运启
父：黄钟
兄：黄德润 、黄德淳
相关书籍
《四圣心源》
内容简介：
《四圣心源》 ，清·黄元御著，旨在弘扬四圣（黄帝 、岐伯、越人 、仲景）之伟业 ，阐发四圣典籍之精蕴。黄氏在此书中提出“枢轴运动”（圆运动）之观点 ，并详加阐释，崇尚气化 ，首重中气（脾胃） ，兼及四维（心 、肺、肝 、肾）。方旨彰显，遣药简洁 ，配伍精当 ，符合临床 。此书结构严谨 、条理分明、文笔精炼 、风格独特，读之令人耳目一新，堪称黄氏诸书之精华 。清代冯承熙对黄元御及其著作给予高度评价：“向读黄坤载先生《素灵微蕴》《四圣心源》诸书 ，奥析天人 ，妙烛幽隐，每谓自越人 、仲景而后 ，罕有其伦。 ”本次整理 ，增加“黄元御轶事数则 ”及“方剂索引”，丰富原书内容且方便学习及临床使用 。
解读《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研习“四圣典籍 ” ，须读此书 。
编著者:清·黄元御孙洽熙责任编辑:蔡仲逊孙文军ISBN:978-7-80231-729-1微机代码:17291出版日期:2009-11版次:1-1开本:32印张:7.25字数:127装帧:平装
《周易悬象道德悬解》
内容简介：
本书为清代著名医家黄元御所著《周易悬象》和《道德悬解》的合订本。《周易悬象》和《道德悬解》为黄氏孤本，这是第一次公开出版 。
《周易悬象》内容概要：“易与天地准 ，故能
书契的简介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标举秦汉十大赋家为“辞赋之英杰 ” ，他们是：荀况、宋玉 、枚乘 、司马相如、贾谊、王褒 、班固 、张衡、扬雄 、王延寿 。十家中荀况 、宋玉是战国人，八位汉朝人中 ，贾谊为汉初骚体赋代表作家 ，其时大赋尚未形成，王褒无京殿苑猎大赋，其余六人均以京殿苑猎赋显名。究其籍贯 ，此10人的分布情况是：四川省3人、河南省2人 、湖北省2人 、山西省1人、陕西省1人 、江苏省1人 。战国时期的有荀况 、宋玉 ，荀况是周朝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宋玉是战国时鄢（今襄樊宜城）人 。两汉时期的有8位辞赋家：枚乘（江苏淮安人）、司马相如（四川成都人） 、贾谊（河南洛阳人） 、王褒（四川资中人）、班固（陕西咸阳人）、张衡（河南南阳人） 、扬雄（四川成都人） 、王延寿（湖北襄樊人）。
赋 ，是汉魏六朝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 ，故此刘勰把《诠赋》列为文体论的第四篇，全书的第八篇 。诠 ，意为解释 ，“诠赋”就是对赋这种文体有关创作情况的阐释论述 。《文心雕龙·诠赋》曰：「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 ，宋发夸谈 ，实始*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 ，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 ，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 ，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 ，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 ，并辞赋之英杰也。」
把《诠赋》的这段话译制成白话 ，就是：「试看荀卿的《赋篇》，大都用“隐语 ”的方式 ，叙述事物常常自问自答：宋玉的赋发出巧妙的言谈 ，确是过分华丽的开始；枚乘的《梁王菟园赋》，描写扼要而又结合新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 ，内容繁多 ，文辞艳丽；贾谊的《鵩鸟赋》，善于阐明情理；王褒的《洞箫赋》 ，能把箫的状貌和声音都形容尽致；班固的《两都赋》 ，写得辞句明畅绚烂而内容雅正充实；张衡的《二京赋》，笔力刚健而含义丰富；扬雄的《甘泉赋》，包含深刻而美好的教训；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 ，具有飞扬生动的气势 。以上十家都是辞赋中的杰出作品 。」
战国人：
⒈荀况：山西人
⒉宋玉：湖北襄樊人
两汉：
⒊枚乘：江苏淮安人
⒋司马相如：四川成都人
⒌贾谊：河南洛阳人
⒍王褒：四川资中人
⒎班固：陕西咸阳人
⒏张衡：河南南阳人
⒐扬雄：四川成都人
⒑王延寿：湖北襄樊人
〔一〕荀子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 ，汉族，名况 ，字卿 ，又称孙卿、荀卿。荀子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同屈原一起被称为“辞赋之祖 ” 。其赋实际上就是散文 ，是为散文体辞赋 ，像其他先秦诸子的哲理散文一样，独具风格——不但擅长用多样化的比喻阐明深刻道理 ，而且句式比较整齐 ，朴实浑厚 、详尽严谨 。荀子的赋堪称“学者之文”。荀子的《赋篇》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体现了先秦辞赋的创始性 、综合性、实用性 、随意性的特点 。至周代的“先秦”时期 ，各种文体诸如诗歌 、散文、辞赋等 ，一应俱全，蔚为大观，其中 ，赋是在诗与散文的夹缝中脱胎而出的中间类别的文体 ，散文诗也 。而且战国时期的赋体文学，首开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 ，成为后来一些文体与文学现象 、乃至文学技巧的源头 ，辞赋的百科开源的作用即在此。先秦时期，社会呈现出大动荡 、大变革、大改组的格局 ，那时的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 ，即现实主义风格，而浪漫主义的屈原之作骚体赋《离骚》 ，也旨在揭示和解决楚国兴亡的社会实际问题 。至于先秦辞赋的随意性 ，是指其原生态的语境，有个性的辞赋家就必然有其个性的辞赋 。譬如：屈原是战国时期最有个性的诗人 ，其《离骚》乃最有个性的骚体赋 ，通篇宣泄愤懑 、一吐为快，从不“徵圣宗经 ”。
《荀子赋篇》（作者-荀况）
爰有大物，非丝非帛 ，文理成章；非日非月 ，为天下明 。生者以寿，死者以葬 。城郭以固 ，三军以强。粹而王 ，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 ，敢请之王？
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欤？简然易知 ，而致有理者欤？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欤？性不得则若禽兽 ，性得之则甚雅似者欤？匹夫隆之则为圣人 ，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欤？致明而约，甚顺而体 ，请归之礼 。」
皇天隆物 ，以示施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齐均 。桀纣以乱 ，汤武以贤。涽涽淑淑 ，皇皇穆穆 。周流四海，曾不崇日 。君子以修 ，跖以穿室。大参乎天 ，精微而无形，行义以正 ，事业以成 。可以禁暴足穷 ，百姓待之而后泰宁 。臣愚不识，愿问其名。
曰：「此夫安宽平而危险隘者邪？修洁之为亲 ，而杂污之为狄者邪？甚深藏而外胜敌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行为动静待之而后适者邪？血气之精也 ，志意之荣也，百姓待之而后宁也 ，天下待之而后平也 ，明达纯粹而无疵也，夫是之谓君子之知 。」
有物于此，居则周静致下 ，动则綦高以钜 ，圆者中规，方者中矩 ，大参天地 ，德厚尧禹，精微乎毫毛 ，而充盈乎大寓 。忽兮其极之远也 ，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 ，五采备而成文 ，往来惛惫，通于大神 ，出入甚极 ，莫知其门 。天下失之则灭，得之则存 。弟子不敏，此之愿陈 ，君子设辞 ，请测意之。
曰：「此夫大而不塞者与？充盈大宇而不窕，入却穴而不逼者与？行远疾速 ，而不可托讯者与？往来惛惫 ，而不可为固塞者与？暴至杀伤，而不亿忌者与？功被天下 ，而不私置者与？托地而游宇 ，友风而子雨，冬日作寒 ，夏日作暑 ，广大精神，请归之云。」
有物于此 ，（人蠡）（人蠡）兮其状 ，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 。礼乐以成 ，贵贱以分 ，养老长幼，待之而后存 。名号不美 ，与“暴 ”为邻。功立而身废 ，事成而家败 。弃其耆老，收其后世 。人属所利 ，飞鸟所害。臣愚不识 ，请占之五泰 。
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屡化而不寿者与？善壮而拙老者与？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冬伏而夏游 ，食桑而吐丝 ，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 ，喜湿而恶雨 ，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 ，事乃大已 ，夫是之谓蚕理 。」
有物于此，生于山阜 ，处于室堂。无知无巧 ，善治衣裳 。不盗不窃，穿窬而行 。日夜合离 ，以成文章。以能合从 ，又善连衡 。下覆百姓，上饰帝王 。功业甚博 ，不见贤良。时用则存 ，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 。
王曰：「此夫始生钜 ，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铦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 ，结尾以为事 。无羽无翼，反复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 。簪以为父 ，管以为母 。既以缝表 ，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
天下不治，请陈佹诗：「天地易位 ，四时易乡 。列星殒坠 ，旦暮晦盲 。幽闇登昭，日月下藏。公正无私 ，见谓从横 。志爱公利 ，重楼疏堂 。无私罪人，憼革贰兵。道德纯备 ，谗口将将 。仁人绌约 ，敖暴擅强 。天下幽险，恐失世英。螭龙为蝘蜓 ，鸱枭为凤凰。比干见刳 ，孔子拘匡 。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时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礼义之大行也 ，闇乎天下之晦盲也 ，皓天不复，忧无疆也 。千岁必反 ，古之常也。弟子勉学 ，天不忘也 。圣人共手，时几将矣 。与愚以疑 ，愿闻反辞。」
其小歌曰：「念彼远方 ，何其塞矣，仁人绌约 ，暴人衍矣 。忠臣危殆 ，谗人服矣 。」
琁 、玉、瑶、珠，不知佩也 ，杂布与帛 ，不知异也。闾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 。以盲为明 ，以聋为聪 ，以危为安，以吉为凶 。呜呼！上天！曷维其同！
〔二〕宋玉
宋玉 ，又名子渊 ，汉族，楚国人 ，曾事楚顷襄王 ，据《襄阳耆旧记》“卷第一·人物”记载：「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 。」宋玉 ，生于屈原之后 ，相传为屈原弟子，好辞赋 ，为战国后期继屈原之后的辞赋家 ，与唐勒 、景差齐名 。所谓“下里巴人 ” 、“阳春白雪 ”、“曲高和寡”的典故皆由宋玉而来。相传，宋玉所作辞赋甚多，最早据《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所载 ，有赋16篇 ，惜多亡佚。现今，其存世作品有：⑴《九辩》 、《招魂》两篇 ，见于王逸《楚辞章句》；⑵《风赋》 、《高唐赋》、《神女赋》 、《登徒子好色赋》 、《对楚王问》5篇 ，见于萧统《文选》；⑶《笛赋》、《大言赋》 、《小言赋》 、《讽赋》、《钓赋》 、《舞赋》6篇，见于章樵《古文苑》；⑷《高唐对》 、《微咏赋》、《郢中对》3篇 ，见于明代刘节《广文选》 。以上凡计16篇 ，但这些作品真伪相杂，难以考定确为宋玉所做 ，可信而无异议者仅《九辩》1篇 ，其他皆疑为他人所作，比如最具争议的《招魂》 ，大多数人认为乃屈原之作 。至于《高唐赋》、《神女赋》 、《登徒子好色赋》 、《风赋》等赋篇 ，亦有人提出质疑。宋玉承屈原，其辞赋既有细腻工致的物象描绘，又有自然贴切的抒情写景 ，而其成就逊色于屈原 ，然则在楚辞与汉赋之间，宋玉承前启后 ，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后世尊称屈原、宋玉为“屈宋 ” 。
宋玉《大言赋》曰：「楚襄王与唐勒 、景差 、宋玉游於阳云之台 。王曰：“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 ”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剥一世，流血冲天 ，车不可以厉 。”至唐勒 ，曰：“壮士愤兮绝天维，北斗戾兮太山夷 。 ”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 ，大笑至兮摧覆思。锯牙云 ，?甚大，吐舌万里唾一世 。 ”至宋玉 ，曰：“方地为车 ，圆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 。”王曰：“未也。 ”玉曰：“并吞四夷，饮枯河海；跋越九州 ，无所容止；身大四塞 ，愁不可长 。据地?分天，迫不得仰 ” 。」
宋玉的《大言赋》似乎比其《神女赋》、《高唐赋》还要出名 ，从具体的案例可窥测之 ，譬如：毛泽东很喜欢《大言赋》的那股气韵，并亲自手书了宋玉《大言赋》的简版：「方地为舆 ，圆天为盖；长剑耿介 ，倚天之外。」
〔三〕枚乘
枚乘（□-前140），汉族 ，字叔 ，西汉辞赋家。秦建治时古淮阴（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河下镇）人，“枚乘故居”位于河下镇萧湖畔 ，唐代诗人赵嘏也生于楚州区河下附近 ，赵嘏留有“家在枚皋旧宅边”的诗句，枚皋即枚乘之子 。旧时的淮安城，即今楚州 ，乃古大运河畔的一座重要城市 ，为运河四都之一 。枚乘，显名于“七国之乱 ”中前后两次上谏吴王——他曾做过吴王刘濞 、梁王刘武的文学侍从 ，七国之乱前 ，曾上书谏阻吴王起兵；七国叛乱中，又上书劝谏吴王罢兵 ，但是吴王皆未采纳。汉景帝时 ，拜其为弘农都尉，可枚乘并不喜欢当官 ，便以病去官 。当汉武帝即位后 ，再次征之，因年老 ，死于中途之“安车蒲轮 ” 。枚乘的文学成主要是辞赋 ，《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九篇”，今仅存《七发》 、《柳赋》、《菟园赋》三篇，其中后两篇疑为伪托之作。枚乘辞赋的代表作《七发》 ，见于南朝梁萧统《文选》 ，这篇讽谕性辞赋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枚乘在辞赋中所创造的主客问答的形式 ，成为后世辞赋的一种文体定式 ，谓之以“七体 ” 。《七发》之“观涛 ”一节，繁音促节 ，气壮神旺而怵目惊心 ，且看：
「不记也，然闻于师曰 ，似神而非者三：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 ，海水上潮；山出云内，日夜不止 。衍溢漂疾 ，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 ，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 。其少进也，浩浩溰溰 ，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 。其波涌而云乱 ，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者，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 。六驾蛟龙 ，附从太白 ，纯驰皓蜺，前后络绎 。颙颙昂昂 ，椐椐彊彊 ，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礚 ，轧盘涌裔 ，原不可当 。观其两旁 。则滂渤怫郁，闇漠感突 ，上击下律 ，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随隈 ，逾岸出追 。遇者死 ，当者坏 。初发乎或围之津涯，荄轸谷分。回翔青篾 ，衔枚檀桓 。弭节伍子之山 ，通厉骨母之场，凌赤岸 ，篲扶桑 ，横奔似雷行 。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浑浑 ，状如奔马 。混混庉庉 ，声如雷鼓 。发怒庢沓，清升逾跇 ，侯波奋振 ，合战于藉藉之口。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 。纷纷翼翼 ，波涌云乱 ，荡取南山，背击北岸 ，覆亏丘陵 ，平夷西畔 。险险戏戏，崩坏陂池 ，决胜乃罢。汩潺湲 ，披扬流洒。横暴之极，鱼鳖失势 ，颠倒偃侧 ，沋沋湲湲，蒲伏连延 。神物怪疑 ，不可胜言 ，直使人踣焉，洄闇凄怆焉 。此天下怪异诡观也，太子能强起观之乎？」（摘自枚乘《七发》）
〔四〕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约前179年-□） ，西汉大辞赋家（汉赋的代表作家 ，后人称之为赋圣），汉族 ，蜀郡人（一说为今四川省成都人 ，另一说为今四川南充蓬安人），字长卿 ，原名司马长卿 ，因仰慕战国时的名相蔺相如而改名，他与卓文君的私奔故事也广为流传。司马相如 ，20多岁时买了个官——汉景帝身边的武骑常侍 ，他是个不钟情于做官的人，而景帝又恰恰不好辞赋 ，这情形大有事与愿违之感 。有一次 ，梁孝王刘武来朝，司马相如得以结交了当时的一些辞赋家，诸如邹阳 、枚乘 、庄忌等 。后来 ，他因病退职前往梁地 ，与这些志趣相投的文士共事，此时 ，他为梁王写了《子虚赋》。刘武去世后 ，司马相如回家乡四川临邛，生活清贫 。尔后 ，景帝去世 ，汉武帝刘彻即位以后，偶然间 ，刘彻看到《子虚赋》以为是古人之作 ，叹息不能和作者同时代 。当时，侍奉刘彻的狗监（主管皇帝的猎犬）蜀人——杨得意 ，说：「此赋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刘彻大喜 ，召之进京，司马相如说「子虚赋，只是写诸侯打猎的事 ，请允我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 ，即《子虚赋》的姊妹篇《上林赋》 。此赋以“子虚”“乌有先生 ”“亡是公 ”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 ，放手铺写 ，开创了汉代大赋的新格局 。此赋一出，司马相如被封为郎。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子虚赋》、《上林赋》等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 ，现存《子虚赋》 、《天子游猎赋》 、《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 、《哀秦二世赋》6篇 ，另有《梨赋》 、《鱼葅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1卷，已散佚；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 。《长门赋》是司马相如最著名的一篇 ，《史记》中未载此赋 ，最早见于南朝梁萧统编著的《昭明文选》，有人疑为后人伪作 。司马相如赋 ，不但结构宏伟 、词藻富丽堂皇 ，而且讲究绘声绘色 、有声有色，还极大程度地利用了汉字的构造特点，在字形排列上视觉强烈 ，例如：几十个山字头、鱼字旁 ，草字头等等的连用。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奠基人和赋论大师，也是一位美学家（司马相如 ，还充分地探索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 ，扬雄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武帝时文人 ，赋莫若司马相如 ，文莫若司马迁。」
〔五〕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年），汉族 ，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 ，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 、文学家，骚体赋的代表作家 。18岁即有才名 ，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 ，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 。但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 ，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 ，为梁怀王太傅 。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 ，直至33岁忧伤而死 。贾谊短暂的一生 ，多有经典之作，主要成就为散文和辞赋两类 ，辞赋以《吊屈原赋》 、《鵩鸟赋》最著名。
〔六〕王褒
王褒：字子渊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辞赋家（尤其是汉代写咏物小赋的代表作家），生活于西汉年间 ，生卒年失载 ，其文学创作活动主要在汉宣帝在位时期（前73-前49年），四川资中人（今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墨池坝） 。汉宣帝 ，信神仙、好游猎而听信方士之言 ，委派在京中任职不久的王褒回益州，去祭祀传闻的“金马碧鸡之宝 ”，不料途中染病 ，未得医治即死于中途 。王褒的辞赋对后世是颇具影响的 ，至今存有《甘泉赋》《洞箫赋》等16篇，与扬雄并称“渊云 ”。明代的杨慎 ，其所辑的《全蜀艺文志》选有王褒的作品 ，且作有《王子渊祠》诗：「伟晔灵芝发秀翘，子渊擒藻谈天朝 。汉皇不赏贤臣颂 ，只教宫人咏洞萧 。」该诗赞誉了王褒的辞赋才华 ，的确，王褒特别善于“咏物小赋” ，这方面他的代表作有《洞萧赋》。洞萧 ，是古代音域清幽的排萧，宫廷和民间都广泛使用 ，譬如：《洞萧赋》云：「朝露清冷而陨其测兮 ，玉液浸润而承其根 。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戏翱翔乎其颠 。秋绸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屏兮 ，密漠油以獭掺。」
〔七〕班固
班固（建武八年-永元四年 、或公元32年-92年） ，汉族，字孟坚 ，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北） ，史学家班彪之子，东汉官吏 、史学家、文学家（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 。班固自幼聪慧 ，9岁能诵读诗赋 ，13岁时入洛阳太学 。班固，因征匈奴兵败而受牵连 ，死于狱中。著有《汉书》 、《白虎通德论》 。班固 ，亦善辞赋，他是东汉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 ，著有《两都赋》 、《答宾戏》、《幽通赋》、《封燕然山铭》等 。班固《两都赋》 ，完全模仿司马相如 、扬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续开了京都赋的题材广度。继之 ，张衡写《二京赋》 、左思写《三都赋》 ，都受其影响 。《幽通赋》仿《楚辞》，《答宾戏》仿东方朔《答客难》和扬雄《解嘲》 。班固认为汉赋源于古诗 ，是“雅颂之亚 ”、“炳焉与三代同风 ”。
〔八〕张衡
张衡（建初三年-永和四年 、或（公元78-139年） ，汉族，字平子 ，东汉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 ，天文学家 、数学家、发明家 、地理学家 、制图学家、诗人 。范晔《后汉书·张衡传》说：「张衡，字平子 ，南阳西鄂人也 。衡少善属文 ，游于三辅，因入京师 ，观太学 ，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 。常从容淡静 ，不好交接俗人 。永元中 ，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 ，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 ，因以讽谏 。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大将军邓骘奇其才 ，累召不应。」张衡是东汉时期重要的辞赋家 ，著有《二京赋》《思玄赋》《温泉赋》《归田赋》等20多篇辞义俱佳的赋作 。张衡对辞赋的创作态度极其严谨，其耗费10年时间而成的《二京赋》 ，兼有讽刺时弊的味道 ，这点成就了这篇大赋较高的思想性 。此外，他的《思玄赋》像一篇优雅的科学幻想诗。
〔九〕扬雄
扬雄（前53-18年） ，汉族 ，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官吏型学者 。少好学 ，为人口吃 ，博览群书，长于辞赋 。年四十余 ，始游京师 ，以文见召，奏以《甘泉赋》《河东赋》等。汉成帝 、王莽时期在朝任官 。写有《太玄》 、《法言》、《方言》 、《训纂篇》 。早年 ，扬雄极其服膺司马相如 ，《汉书·扬雄传》说「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 ，他仿司马相如之《子虚赋》和《上林赋》 ，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诸赋，为崩溃前夕的西汉王朝粉饰太平 ，但后世仍把他俩并称为“扬马”。晚年 ，在《法言·吾子》中，扬雄说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和“壮夫不为 ”之举，扬雄还承认他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都是似讽而实劝 ，实际上这开启了一种辞赋批判文学的先河 。另外 ，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的观点 。扬雄的抒情赋比其大赋有个性 ，诸如《解嘲》 、《逐贫赋》和《酒箴》等。《酒箴》是一篇咏物赋 ，《解嘲》受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而《逐贫赋》则是别具一格的小赋 ，多用四字句 ，构思新颖。另外，他还仿效屈原楚辞 ，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 ，后两篇今仅存篇目 。
〔十〕王延寿
王延寿，字文考（或：子山） ，东汉南郡宜城（今湖北襄阳宜城）人 ，辞赋家 。楚辞学家王逸之子，曾周游鲁国，年仅20多岁溺死于湘水。王延寿的赋作 ，存有《鲁灵光殿赋》、《梦赋》和《王孙赋》三篇杰作 。其中 ，《鲁灵光殿赋》，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 、班固的《两都赋》 、张衡的《二京赋》等长歌大赋相媲美 ，从而在《文心雕龙·诠赋》中 ，王延寿赢得了魏晋以前十家“辞赋之英杰 ”的地位 。与王延寿同时期的蔡邕也写了同题辞赋，但见到王延寿《灵光殿赋》后 ，自愧弗如 ，遂焚己稿。
关于中国古代文字的产生，古书有不同的说法 。先秦时代的《易·系辞传下》中说：“上古结绳而治 。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 。万民以察 。”《系辞传下》中又说 ，“作结绳 ”和“作八卦 ”都是庖牺氏的事。虽然“后世圣人”究竟是谁没有说 ，总之是庖牺氏以后的事了 。后来假托孔安国作的《尚书序》中说：“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 ，造书契 ，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 ”把结绳说成是伏牺氏以前的事。但仍然认为：书契的发明晚于结绳，而且是代替结绳之用的。
“书契 ”一词 ，今天的《辞源》、《辞海》 、《汉语大词典》都列出两种解释 ，以《辞源》为例，一是“犹言文字”；二是“契约之类的文书凭证 ” 。而且 ，从这些辞书所举的书证来看 ，都认为《易·系辞传下》和《尚书序》中的“书契 ”是指文字而言，而《周礼》中提到的“书契”是指契约之类的凭证而言 。
其实 ，这些辞书中列出的两种解释 ，都不是“书契 ”一词的本义。
在纸发明以前，用简牍为主要书写载体的时代 ，“书契 ”本来是人们生活中习见的一种事物 。它一般是一式两份 ，一方面在两件简牍上都写上字，另一方面把两者并在一起 ，同时在一侧刻上一定数量的齿 ，然后由当事双方各执其一，作为便于验对的凭证 。用文字记录有关事项，刻齿就起到今天盖骑缝章的作用。今天在居延 、敦煌等地发现的汉代简牍中 ，可以见到很多这种又写了字又刻有齿的“书契” 。有的是涉及粮、钱 、物出入往来的凭据 ，有的是出入关卡的通行证，有的是执行边防任务的证件 ，不一而足 。据日本学者米刃山明的研究 ，刻齿不但起验对的作用，不同齿形和齿数还起着记录有关数值的作用。[1]
《周礼》中提到的“书契”正是指的这种东西 。例如《周礼·质人》“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 、牛马、兵器 、珍异 。凡卖儥（买）者质剂焉。大市以质 ，小市以剂 。掌稽市之书契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 ，巡而考之 。犯禁者举而罚之。凡治质剂者 ，国中一旬，郊二旬 ，野三旬 ，都三月，邦国期。期内听，期外不听 。 ”东汉学者郑玄注释这段文字时说：“质剂者 ，为之券藏之也 ，大市人民 、牛马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 。 ”“书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 ，书两札 ，刻其侧 。”可见郑玄还了解这种在市场上做买卖时曾经广泛使用的券契，它既是交易的凭证 ，又是发生纠纷打官司的依据 。“书两札（札也就是简） ，刻其侧 ”扼要而准确地表现了券契的特征。《周礼·小宰》中也提到“书契 ”，“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六曰听取予 ，以书契；七曰听卖买 。以质剂……”
郑玄注文中引郑众的说法：“书券 ，符书也 ”也是对的 。关于汉代的符券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一件木质的符券，长14.5厘米 ，宽1.2厘米 ，正面写着“平望青堆燧警候符左券齿百 ”，下端有一穿孔，穿着一条黄绢绳 ，以便佩带 。这件警候符的上端右侧有一个刻齿 ，齿的缺口中有一个左半的“百”字 。[2]看来，在验证持符者的身份时 ，不但要把这件“左券 ”和右券的刻齿对上 ，还要使缺口中的百字的两半密合。这比单靠刻齿对合更加郑重其事 。
因为竹木易朽，汉代以前的书契现在还没有发现过 。但战国文献中常提到“左契 ” 、“右契”。如《老子》中有“是以圣人执左契 ，不责於人。 ”《礼记·曲礼》中有“献粟者执右契 ” ，《战国策·韩策》中有“操左契，而为公责德於秦 、魏之主” ，等等 。还有的文献中提到券契的齿 ，例如《管子·轻重甲》“与之定其券契之齿，釜区之数 。”《列子·说符》“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遗契者 ，归而藏之 ，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 。’ ”《说符》的记载明显反映了刻齿兼有记数值的作用 。由此可见，现在一般认为是战国成书的《易·系辞传》中使用的“书契 ”一词，理应是指这种既写字又刻齿的券契。
汉代以后 ，简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唐代的陆德明对这种刻齿的券契已经不甚了了 ，他在《经典释文》中解释《尚书序》“书契”一词时说：“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 ，故曰书契也 。一云：以书契约其事也。郑玄云：以书书木边言其事 ，刻其木，谓之书契也 。 ”他不知道书契上的文字本来是写在简牍的正面的 ，而契才是刻在简牍的侧面的 ，把郑玄说的“书两札，刻其侧 ”误解为写字也是写在简牍的侧边 。还把他的这种理解强加在郑玄头上。当然 ，像上文提到的警侯符 ，在侧边是写一个百字用以合符的，所以陆德明说的“书其侧” ，不能说全不对 。但应该强调的是 ，真正能起到“言其事 ”作用的文字，本是写在简牍正面的 。陆德明所提到的另一种解释“以书契约其事也 ”，已经不再把“契”理解为刻齿 ，就使“书契 ”一词变成“起契约作用的文书 ”之意。这种倾向 ，早在东汉已经出现了。郑玄在注《周礼·小宰》“六曰听取予，以书契”时 ，不采取郑众“符书 ”的说法 ，而主张“书契，谓出予受入之凡要 。凡簿书之最目、狱讼之要辞皆曰契 。《春秋传》曰：‘王叔氏不能举其契’。 ”就把契虚化为“总帐”、“案卷”的抽象意义了 。唐人贾公彦作疏时曲意附和郑玄的说法 ，批评郑众说：“云‘书契 ，符书’也者，谓官券符玺之书 。此据官予民物 ，何得为符玺之书解之? ”这是因为贾公彦根本不知道汉代的“符书 ”是什么样子 ，把它误解为有官印的文书。其实，在居延和敦煌简牍中 ，不少官方的钱物出入凭证正是和符书一样有刻齿的 。所以《周礼·冢宰》的“书契” ，和《周礼·质人》的“书契 ”一样，也是“书两札，刻其侧 ”的券 ，并不需要另作解释 。就是《左传》中的“晋侯使士?平王室 ，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王叔氏不能举其契。”其中提到的“要 ” ，在当时也正是书契形式的合约 ，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文书 。
东汉时代是一个纸和简并行的时代，刘熙《释名·释书契》中说：“书 ，庶也 ，纪庶物也 。亦言著之简 、纸，永不灭也。 ”正反映了这种过渡性的历史特点 。该篇中还提到“契 ，刻也 。刻识其数也。”可见古来简牍侧面刻齿纪数的习惯还没有全然淡出人们的意识。但是“书契 ”一词毕竟不是人人都知道其本义了 。随着“书契 ”之“契”在含义上的虚化 ，人们对“书契 ”一词的理解就越来越偏重于文字一义了 。所以，班固在作《汉书》时使用“书契 ”一词 ，就几乎完全当成“文字”的典雅的说法了。如“自书契之作 ，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 ，帝王有号谥 ，辅佐不可得而称矣，”（《古今人表》）“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 ，其载籍博矣 。至孔氏籑之 ，上继唐尧，下讫秦缪 。 ”（《司马迁传赞》）。特别是对中国文字学产生巨大影响的《说文解字》 ，在其《叙》中先说“黄帝之史仓颉 ，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 ，初造书契 。 ”接着又说“仓颉之初作书” ，也是把“书契 ”和“书 ”作为同义语换用的 。因此东汉以后的文人学士，绝大多数都承袭了这种习惯的用法。伪古文《尚书序》的作者 ，正是把“书契”作为文字的同义语来用的 ，所以在“造书契 ”之后，紧接着就说“由是文籍生焉 ” 。
到了唐代，像陆德明那样还能重视“书契”一词原始意义的学者 ，不止一个 。颜师古在注《汉书·古今人表》“书契 ”一词时 ，就提出了“契，谓刻木以记事。 ”
而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把《系辞传》中的“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百官以治 ，万民以察 。”解释为：“百官以书治职，万民以契明其事 。 ”他们虽然都主张书契之契不能虚化 ，但把它分别解释为文字和刻木 ，还是没能弄明白古时的“书契 ”究竟是什么东西。
根据以上分析，今天在辞典中为“书契”作解释 ，至少应该列出三条：第一条最原始的意义 ，应该是“正面写字 、侧面刻齿以便验对的竹木质券契”。可引《周礼·质人》及郑玄注和《周礼·小宰》及郑司农注为主要书证 。第二条是“有契约性质的文书 ”，可引《周礼·小宰》及郑玄注为主要书证 。第三条是“指文字 ” ，可引《说文解字叙》中先说仓颉造书契 ，后又说仓颉作书为主要书证。但是，第二、第三种解释其实都是汉代人的认识，所以先秦文献如《易·系辞传》中提到的书契 ，显然应该按其原始的意义来理解才对 。
近代殷墟甲骨发现后 ，最早的甲骨研究者之一罗振玉认为从甲骨刻辞可以“知古书契之形”，他说：“仓颉之初作书 ，盖因鸟兽蹏迒之迹 ，知最初书契必凹而下陷 。契者刻也，《荀子》之锲即契之后起字。小而简册 ，大而钟鼎 ，莫不皆然 。故龟卜文字为古人书契之至今存者 。 ”[3]他对“书契 ”一词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即“刻出来的文字”。到1912年发表他收藏的甲骨文时 ，就起名叫《殷墟书契》 ，后来又陆续出了《殷墟书契后编》 、《殷墟书契续编》 。这样一来，甲骨文就被很多研究者称为“书契 ”了 。虽然早在1904年孙诒让的《契文举例》一书中已经把甲骨文称为“契文 ” ，但这只是说甲骨文是刻成的文字而已。经罗振玉这样一发挥 ，就把古已有之的“书契”一词重新被诠释为刻成的文字了 。
甲骨文被发现后，古文字学界和一般知识界长期流行一种误解：认为商代既然没有纸，写字就只能用刀刻在甲骨上的 。罗振玉知道甲骨文中的“册 ”字是象简册之形的 ，所以竹木制的简在商代也肯定已经存在。但他大概相信蒙恬造笔之说 ，所以他认为先秦简册上的字也是刀刻的。这种“书契 ”就是用刀刻成的文字的见解，影响很广 ，例如朱自清在《经典常谈·〈说文解字〉》中就说：“‘契’有‘刀刻’的义；古代用刀笔刻字 ，文字有‘书契’的名称 。”《辞海》还把这种观点写进辞条“书契 ”中，“①指文字 ，契就是刻 ，古代文字多用刀刻，故名 。 ”
其实 ，田野考古证明 ，早在文字产生之前的仰韶时代，陶器上美丽流畅的花纹就是用毛笔绘制的 ，陶器上不同形式的记号也是用毛笔作出来的。原始的有很强图画性的文字 ，自然应该也是使用毛笔写的 。在早于殷墟的时期，郑州小双桥遗址中就已经发现过朱笔和墨笔写在陶大口尊上的文字 。[4]殷墟的卜用甲骨上不仅有刻的卜辞，同时也存在朱墨两色的书写文字。[5]此外还有写在石器 、玉器上的文字残留下来 。而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 ，也是先用毛笔写出来 ，再制成范的 。[6]商代和西周时代实际存在大量毛笔写的简牍文字，只是因为比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易朽而不能保存到今天。认为那时人们只能用刀来刻字 ，完全是因为考古工作开展不够充分 ，以偏概全而造成的误会 。
所以，对于学术界已经通行的用“书契”作为殷墟甲骨文代称的做法 ，可以不持异议 。但对于不顾历史实际 ，把“书契”解释为刻成的文字，而且当作这个词的原始意义 ，则是应该坚决摈弃的！最后 ，还想附带谈一个问题。和罗振玉把甲骨文称为“书契 ”相联系，有一些学者便主张我国文字是因宗教的用途而由神职人员创制的 。这同样也是一种以偏概全而造成的误会 。先秦的“书契 ”既然并不是指甲骨文 ，而是指既写字又刻齿的用途不一的契券 ，这种有字契券的主要用途是在处理经济事务和行政管理事务，所以我国文字的产生原因，显然不应仅从宗教用途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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